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原则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充斥了大江南北，教育当然也“在劫难逃”，同时，中国的教育又面临着“效率有待提高”、“经费不足”的现实。一场深刻的教育管理变革在所难免，中国的教育管理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化运作、产业化运营、强调规模效率的“大生产”理念、股份制改革、承包租赁制度、强调“成本”核算，这些企业管理的方式、理论在教育管理当中频频出现。更有甚者，在一些诸如“学校应该如同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理论的引导下，一些学校变得“唯利是图”，食堂为了缩小成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学生中毒事件屡屡发生。将学生当作商标招牌，香烟校服、赛车校服再现校园。教师不谋正业哄抢学校餐饮市场，强迫学生购买……学校管理的价值取向出现严重偏离。这表明我国的教育管理出现了企业化倾向，即教育管理过度依赖于企业管理，“盲目”地套用、实践企业管理，教育管理的教育性丧失，教育管理的个性无法彰显，致使教育的育人功能不能很好地实现。中国教育管理的企业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指导理论：依赖性强，独立性差
教育管理学、企业管理学是两门不同的应用性学科，但二者都具管理性，仿照逻辑学下定义的规定，可以将管理视为“属”，教育管理、企业管理即是种，教育管理学与企业管理学的共同基础是管理学。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产物。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可以说是管理学产生的标志，这种理论不论是其产生的基础、来源，还是产生的目的，都是企业管理的实践。再到后来的行为科学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同样也是产生于企业管理的实践，是企业管理者为改善管理、提高效率而进行探索的结果。管理学依赖于企业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的产生、发展又依赖于管理学，那么实际上，教育管理学就是依存于企业管理学，其移植性、套用性很强。正如萧宗六教授所言：“学校管理理论大都来自企业管理” [1]。
尽管企业管理着重点在于物品，是生产的组织、物品的推销，但是在当前的教育管理中，特别是在当今的准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人与物（即学生与企业产品）的差异似乎变得模糊，人是产品，学生是产品，企业管理能应用的似乎尽可实践于教育管理之中。“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校分开、系统管理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学校改革要实行股份制、公司化取向”，“实行教育民营或者学校民营，政校彻底分离，政府退出教育活动的微观层面”，“学校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某地仿效国企改革对公办高中“一卖了之”模式，各地大为流行的“名校办民校”模式，甚至有的学校为吸引投资明确表明“按股分红”，贵族学校、天价学校不断出现……《学会生存》中也提到“最近的各种实验表明：许多工业体系中的新管理程序，都可以应用于教育，不仅全国范围内可以这样做，而且在一个机构内也可以这样做”[2]。概观当今的教育管理理论，假如将企业管理理论比作一个大圆，那么教育管理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圆，好像教育管理理论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理论的一件附属品。
虽然一些人声称教育管理在模式上已摆脱长期以来仿效企业管理的痕迹，体现出更多的“教育”个性。但是，真正是由教育管理专家创造出来的理论、模式究竟能有多少？教育策划、教育品牌、教育经营、教育营销等等，似乎一夜之间教育管理当中炮制出如此之多的理论、模式，但是教育的个性又体现在何处？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当今的教育管理学处于一种“似是而非，四不像”的尴尬境地，教育管理学与管理学或者说是企业管理学的区别变得模糊。教育管理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应该保持其教育性，使其个性得到彰显。
二、 主客体关系：特殊性被抹煞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所谓主体是指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客体则是指人认识和实践活动指向的对象。显然，教育管理与企业管理中的主客体关系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企业管理主要遵循的是一种市场规则，企业管理主客体关系的实质是企业与顾客、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正常状况下，两者之间应该完全是一种对等的交换关系。两者在平等、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自由地进行交易，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依存性，也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性，自由选择是两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主动权更倾向于消费者，企业的生产、销售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同时会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顾客的上帝地位体现得越突出，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成为企业运营的着眼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消费者有什么样的需求，企业就会有什么样的服务，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着企业的运营。
近来，企业管理的这种主客体关系在教育领域似乎也大兴其道，一些人扬言要适应市场，要转换观念，要将教育当作“商机”，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当作消费关系来看待。某学校在招生时，校门口挂着大字标语“学生是老师的上帝”。这完全是企业“顾客就是上帝”的翻版，也确有像商家一样的学校，对学生提供着过分的服务，对学生课下培优补差，课上狂轰滥炸，节假日补课、家教，题海战术，延长学*时间，增加教学训练量，你方唱罢我登场，学生连个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3]。这除了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填充了某些人的腰包，表明了将应试教育进行到底的决心之外，又有什么其他效果呢？教育提供者似乎如同企业，践行所谓以“学生为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开展教育活动，提供教育服务。一些教育提供者为了营利在为受教育者不断创造着非理性的需求，幼儿ＥＭＢＡ、幼儿“未来领袖高峰会”夏令营……不断出现。
由于教育管理的特殊性，企业管理的这种主客体关系在教育管理中是不成立的。教育管理的主客体关系实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从二者之间的地位来看，虽然一直在呼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平等，但是教育内容的设置权却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教育者手中。这是因为“学校存在的独特性价值在于通过解释文化与引导求得教育者的理解，使他们能够理解世界与认识自我，积极与自主地、自由与创造地构建自己的精神”[4]。那么这种控制性是必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其次自由选择在教育管理的主客体间也是不现实的。公益性、公平性当然是教育的不变追求，但是也有个效率问题，师生之间也要有个合理的比例，这就决定了受教育者选择的有限性。即使受教育者实现充分选择，甚至实现每人一师，由于缺乏与同龄人的互动，显然不利于受教育者的发展，是不理性的。最为重要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的关系是一种交往关系，而并非仅仅一种交换关系，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消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物质交换关系，这一过程瞬间即可完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式的交往关系，情感性、沟通性是其重要特性。教育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双方共同努力的基础之上，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但感情的交流更是不可缺少，离开感情、思想的交流，知识的传授也无法有效实现，受教育者的发展同样会遇到障碍。受教育者的发展不可能瞬间完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这种交往关系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交换关系相比也更具长期性。
正是教育管理主客体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主客体关系绝对不能如同企业管理，在教育管理实践、研究中绝对不能忽视这种差异性。否则，教育就会背离教育规律，将异化为“他物”，教育的育人功能将遭受重创，教育质量大打折扣。
三、 目的：育人性遭到“挑衅”
目的的营利性可以说应该是企业管理与教育管理的根本区别。追逐利润不仅是资本家的目的，同时它也是企业家的出发点，即使说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不单是为了营利，但营利却是其运营的核心目标。正如弗里德曼所言“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5]，利润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促进人的发展，教育管理的目的要以教育目的为基础，教育管理的目的要服务于教育目的。“现代教育管理说到底是教育人、培育人、改造人，以达到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根本目的。‘管理育人’的特点是现代教育管理区别于经济管理等其他管理的重要标志，因此衡量现代教育组织系统一切管理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6]。教育管理目的的实质是育人，虽然也要追求经济效率，但是经济效率仍然要为育人服务，育人是教育管理的核心。尤其是公立中小学校，“在目的和价值取向上与企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公立中小学校是政府基于公众的普遍利益而举办的基础性事业，它是培养人的活动，它所提供的产品或者说服务是公众产品。因此，它的核心特征是公益性，这也是它要追求的目的所在”[7]。朱自清先生在《教育的信仰》中也谈到，不论是办学校的，做校长的，当教师的，都应该把教育看成是目的，而不应该把它当作手段。如果把教育当作手段，其目的不外乎名和利，学校就变成了“学店”，教育就变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
一些人斥巨资兴办学校，以豪华的建筑、高标准的设施配备、“优越”的生活条件、较高的升学率来吸引生源，收取高昂的学费。此外，许多私立学校实施的是“家族＋控制”的方式，对学校的方方面面牢牢把关。各地的一些公立中小学校，尤其是“优质”公立学校，一方面垄断着优质公共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又在大肆收取高额择校费，其收费数额甚至大大超过私立学校。这些教育管理行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营利的嫌疑最大。一部分转制学校甚至公开以股份制的形式，注册、登记，在其协议中明确规定，在赢利后，投资各方按股份的比例取得回报，其营利性显而易见。学校变成了“学店”，育人如同营利的傀儡，教育管理变成某些人获利的手段，教育管理目的的育人性遭受危机，教育的公益性面临严峻挑战。
四、 管理对象：将人等同于物
企业管理与教育管理的区别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象即物与人的区别。商品是企业生产、销售的对象，是消费者需求的集中体现，也是企业管理的重心，企业管理的对象是物，这就使企业管理对物的要求是硬性的。企业对产品的数量、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要求与结果在相当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等同。效率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硬性指标是评价一家企业的主要标准，产量指标、利润指标、利税指标等等，这些指标达到与否是判断企业管理优劣的依据，也是企业管理的主要手段。市场的需求、消费者的需要瞬息万变，企业必须及时地进行调整应对，其收效也是明确的而且具有一定即时性，因此企业管理又具有即时性的特征。
教育管理的对象是人，主要是针对人的管理。人是鲜活的生命体，是复杂的，有思想、有情感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管理不能用硬性的指标、手段来进行管理，而应该施以一种人文式的管理。人文式管理以人为核心，将人自身的特点及其需要作为出发点。尊重是人文式管理的根基，尊重人的差异，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需求。对人的管理是一种思想的交流与灵魂的感召，只有尊重人，才能真正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实现对话与沟通，才能理解人，才能找到管理的突破口。平等、民主是人文式管理的表现。教育管理的对象具有相对性、动态性的特征，教育者是管理的对象，同时又是受教育者的管理者，受教育者既是教育者管理的对象又是自身的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是教育的主人，只有使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教育管理当中，实现其主人翁地位，才能调动其积极性。人文式管理重在文化建设，只有在尊重、平等、民主的文化氛围中，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导向，共同目标的激励，才能最终实现个体与组织的共同发展。然而，文化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那么，人文式管理又具长期性。
企业管理与教育管理的对象不同，决定了其硬性与柔性的区别。当人的特殊性被抹煞，教育管理不再与人的独特性相关时，学校便会成为生产工厂，学生和家长则分别会成为消费者和顾客，校长成为经营者。教育等同于“传输教育商品”，课程则成为“教育商品的传输模式”。教育原则被市场交易原则所取代，教育管理成为使学校更加高效的经济方程式[８]。我们的教育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如此，学校为了吸引生源、提高所谓的“教育质量”，都在用硬性的标准在要求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似乎学校如同企业，对教育者、受教育者可以统一要求。教育管理的手段应该是柔性的，但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却在承受着从企业管理中迁移过来的末位淘汰制的折磨；教育管理应该是长远的，但施教者、管理者却在为眼前利益大动肝火，似乎在追求企业管理的那种即时性。
五、 管理特性 ：企业性“淹没”教育性
企业组织与教育组织的不同特性，决定了企业管理特性与教育管理特性的不同。企业组织目标明确，而且比较精细具体，可以用数量确切地表示目标。企业组织所运用的技术是清晰的，具有一定的通用性。相比之下，企业组织也更倾向于集权化管理。企业管理强调的是一种效率，不论是科层化组织还是扁平化组织，目的都是为了保证速度从而达到高效，程序化、统一化就成为企业管理的鲜明特性。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到福特的生产流水线，都证明了这一点。
教育组织则是一种松散结合组织。教育组织的目标不是明确而具体的，它的目标更像是指导理念，抽象性强。人的发展很难具体化，数量也难以全面地表现出人的发展水平，教育的目标同样难以具体。教育组织所运用的技术是不确定、不清晰的。教育者的教育手段、途径是不确定的，硬性规定统一的教育方式、手段也是不科学的。因为教育者面对的受教育者是不同的，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教育者的教育思想不同，教育途径也是多样的，教育者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技术。教育活动是人类的一项基础活动，关联性强，牵涉方方面面。教育组织呈现出一种流动式参与的特点，人员流动性大，决策过程复杂，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又要求教育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的需求，因此要吸收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参与决策过程。教育组织的这种特性使教育管理具有民主性、开放性、多样化的特点[9]。
在实际的教育管理中，教育组织的松散结合性好像已经丧失，似乎如同企业，效率成为教育组织的首要目标。政府或明或暗地在要求着效率指标，一线管理者在大张旗鼓地追逐着效率指标，教育实施者与受教育者在拼命地赶超效率指标。教育管理者似乎成为了独裁专断者，大权尽揽，民主性成为形式，开放性、多样性更无从谈起。教育管理的教育性受到压抑，企业特性突出，学校如同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在“明确而鲜明”的目标指引下，生产出“标准而同一”的“人才”。
六、 一些思考
企业管理、教育管理各具特性，二者在指导理论、目的、对象、主客体关系、管理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我们应保持理智，绝对不能盲目地模仿、照抄照搬，但实际中却出现了教育管理企业化的倾向，教育管理与企业管理的区别变得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管理的混乱、价值的偏失。学校是承载、传播、创造人类文明的场所，我们要戒除浮躁，冷静、理性地思考教育问题。教育就是教育，教育不是企业，教育应该按着自己的本质规律，扎扎实实地去做。
教育管理面对的是鲜活的生命体，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感情，存在差异、具有主动性的生命，教育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这些生命体的发展，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教育管理不能如同企业管理，其指导理论、目的、对象、主客体关系、管理特性不能与企业管理等同。冯建军教授在《生命与教育》中写到：“当今社会，进步与浮躁并存，文明与喧嚣共生。缤纷的世界固然精彩，却掩饰不住慌张中透出的无奈。我逐渐淡化在人群中，人性的光芒日益暗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命愈发地彷徨，教育遭遇着迷失。教育与生命的隔离，不仅是教育本身的误区，更是整个社会的不幸。于是，我们祈求回归。”[10]教育管理同样应该实现回归，排除干扰，回归教育性，保持其特性。
在这个纷繁复杂、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如何戒除浮躁保持理性与平和？教育管理如何回归，保持其教育性？如何实现其独立地位？……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 萧宗六.教育改革与学术争鸣.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75.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65.
[3] 刘宪恩.摒弃浮华还教育本来面目[EB／OI].http：／／education.163.com／05／1216／09／.5385ONT00291MUP.html.
[4] 钟启泉，吴国平.革新中国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72.
[5] 王彩梅.对企业目的的再认识.经济师,2005，(2).163.
[6] 黄兆龙.现代教育管理伦理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91.
[7] 张新平，李金杰.现代学校制度的认识偏差与重新定位.教育实验与研究,2006(2).
[8] 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251.
[9] 吴志宏.新编教育管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2.
[10]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1.
(责任编辑 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