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计划同时访问一些回族老同志，以保存革命史料。当时即委托朱桂同女士多次访问了金茂岳同志。现在应本刊约请，朱桂同女士根据当时的访问录音带整理成这篇革命回忆录，它展示了一个回族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的历程。白寿彝、金茂岳二位老人均已故去，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是对二位老人的悼念。
中图分类号：K828.7″213″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2—0029—10
童年、家世与学医
我的老家在现在的山东省泰安县城东圣庄公社岗上大队。我祖父讲，我们家不是此庄人，原是山东济南历城县小金庄人。曾祖父一无土地，二无房子，是个乞丐。街坊、阿洪们看他人不错，也很聪明，就叫他到清真寺里念经。后来挂了幛，就在清真寺里当了阿洪。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独生儿子。父亲结婚后，母亲生了5个女孩。旧社会重男轻女，没有男孩子不行，本村另一家姓金的送给我父亲一个男孩，叫来兴，他就是我的大哥。后来，母亲生了个男孩，没活成死了。之后母亲又连续生了3个男孩，又怕活不成，就都认了对门一家姓马的人家为干娘、于爸。姓马的这一家孩子多，个个长得都很好，他家人口兴旺，让他们也带着我家的几个男孩子长起来。所以，我二哥叫马带，我叫马生，四弟叫马长。这是马家“带生长”嘛。我的小名叫马生，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兄弟四人的大名都带“山”字，叫金茂岜、金茂岱、金茂(山仑)。
我的父亲读过私塾。他喜欢看药书，学点医道，给亲戚朋友们看病、开药，逐渐就成了医生，他还请了一个姓朱的老师和他一块在家开业。由于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搬到了城里南关开铺子。开了段时间，买药和亲戚们连吃带用，花钱太多，铺子赔光了。父亲就干脆关门回家，不干了。但是群众还希望我父亲进城开业，他又第二次出来，在西门外白衣堂街外祖父家的房子里开了一家叫做“仁和堂”的药铺。
我小时候在家乡一个阿洪办的清真小学里念过一点阿拉伯文的字母。1912年，我记得村里群众把清真寺大殿里的一个皇帝万岁牌拿出来，砸烂烧掉了。从那以后，我父亲就在清真寺里办个小学校，这是我们周围10个庄子里的头一个洋学堂。我在这个小学读了几年书。小学毕业后，我进城上翠营中学。在中学学*的几年，生活十分艰苦。学校离家远，开始是住校，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一上学要带上一周吃的煎饼，再带几个铜板买点咸菜。直到父亲进城开药铺，我才能回家吃饭了。吃饭有了地方，但交学费、买书没钱怎么办?我就勤工俭学，包了一个教室，负责打扫卫生。晚上，还管一个大教室的煤油灯、反照灯的添油和擦灯罩子的工作。一个月学校给几块钱，我就用这钱交学费和买书。1927年我从翠营中学高中毕业，学校保送我到济南上学。
我到济南是要学医。为什么要学医呢?当时我父亲已经是一个中医大夫了。我家周围十几个村里的回族群众很多，大家有病愿看中医，吃中药。但我父亲的中医，对外伤和孕妇的难产解决不了，群众又不愿到西医医院去看病和住院。因为西医院的药都是西药，西药的用料里有酒。看外科要上药膏，药膏里边还有大油。住院就更麻烦，不是回民医院，吃饭很不方便。根据回族的*惯，对这些情况人们都接受不了，群众很希望能办个自己民族的医院，亲戚朋友们和我父亲也希望我学会外科和妇产科的一套手术，回家开业，和父亲的中医结合起来，解决回族群众看病、吃药和住院的困难。我就这样学了医。
我在齐鲁大学报名学医预科时是1927年。医预科是学2年，学完后可以再到医正科学5年。我们医预科有60名学生，学两年后考试，我因为有机化学考了59分，没及格，不能去医正科，又留了一年级。在留级的这一年，医科办了医学的调剂学班，就是学配药。我的医正科专业是学妇产科，1935年医科毕业。
1935年在齐鲁大学医科毕业后，我感到单独工作还有困难，想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干两年，接触一下实际，还可以提高水平。正好，学校也希望我能留下，我就留在医院工作了。在齐鲁上学时，带我们的是妇产科的主任，他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五大夫或五主任。1936年他回国休假去了，妇产科由恺大夫代理，她也是英国人，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两年是恺大夫负责指导。恺大夫人很好，但怕事情，胆子也小，不敢手术。她名义上是代理主任，实际上，她除了给学生讲讲课外，妇产科的一些临床和手术处理都是由我和我的同学唐玉德两个人负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我们俩人轮流，一个人负责一个月的妇产科的工作。当时，医院里我们的同班同学也很多，搞内科的、外科的都有，有难处我们共同商量就解决了。特别是妇产科和外科的手术都在一起，我也有机会对外科手术学*和掌握了一些，并且也操作了一些。这两年的实践很重要，也很有用处，为我后来的医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统区的抗战救护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齐鲁大学人员迁移到成都。我当时在学校还搞临床教学和临床指导，学校让我和家里商量随学校迁移的事，家里嫌走得太远，所以我留在济南没有走。这期间，老齐鲁的毕业生王禹昌听说齐鲁大学还有一些大夫、护士和毕业生在济南，他想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做些救护伤员的工作。他就从南京到了济南，进行动员和讲解。经他一说，很多同学都愿意参加救护工作，我们几个同学也报了名。大家约定在10月10号在兖州府集合，这里有一个重伤医院。
报名后，我和家里商量，父亲同意了。到兖州一看，很多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也有我们前几个班毕业的同学。我们这些人到兖州时，王禹昌已经回南京了，我们又到南京卫生署找他。在这里我们认识一个叫张查理的，他是南京中医医院的外科主任，也是中央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当时也组织了医疗队，任务是在平汉线上救护，有2000元的经费，选了一批大夫和护士组织在一起，他当队长。结果，医疗队到了包头，还没有开展工作，日本兵就打进来了，他们的人被打散，张查理背着一个德国手术包跑回南京。我们这些人都是医务人员，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医疗器械。张查理是有经费，还有医疗器械包，但是队员没有了。这时，卫生署的副署长金宝善让我们两边合作，成立医疗队手术组，药品、敷料由卫生署供应。就这样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成立了。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当副队长。我们这个医疗队手术组建成后，就从南京派到了安徽安慶的一个师范学院，这里是一个重伤兵医院。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医疗组织，在这里的重伤兵医院进行医疗救护工作。
还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蒋管区军医的情况。说那里的军医要技术没技术，对伤病员也不大管理。到了安庆伤兵医院，我们看到的比听到的情况更严重。医院里的纱布、红药水等敷料多得很。伤员一来，医务人员就在伤口上点红药水，用棉花、绷带一包就完事了，别的情况一律不管，很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