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篇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
篇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指在城市社区中，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促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增强社区自治能力，解决社区内的问题，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采用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根据具体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可以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分为多种类型。本文将对这些类型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居民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
居民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是指通过居民自身的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过程。这种模式主要强调居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通过选举产生社区居民委员会，由居民代表负责社区事务的协商、决策和执行。居民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地发挥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选举过程可能存在不公正和不透明的现象，导致部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二、居委会模式的社区治理模式
居委会模式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指通过居委会作为重要的组织形式，组织和管理社区事务。居委会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承担社区事务的协商、决策和执行等职责。居委会模式的社区治理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得到满足。此外，居委会模式也能够提高社区事务的执行效率，较好地解决社区内的问题。然而，居委会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居委会的权力可能过于集中，导致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
三、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是指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府的直接参与和管理，解决社区内的问题。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权力，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确保社区的正常运行。此外，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还能够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可能过于强调行政手段，忽视了居民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权利。
四、合作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
合作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是指通过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三方的合作和协商，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这种模式主要强调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和合作，达成共识，提高社区治理的效果。合作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各方力量，形成合力，解决社区内的问题。此外，合作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还可以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增强社区凝聚力。然而，合作共治型社区治理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导致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五、市场化社区治理模式
市场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并解决社区内的问题。这种模式主要强调市场竞争和市场调节的作用，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社区治理过程。市场化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利用市场的资源和机制，提供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此外，市场化社区治理模式还能够激发社会组织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然而，市场化社区治理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市场机制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公平性受到挑战。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分为居民自治型、居委会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和市场化型等多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问题，适用于不同的社区治理需求和环境。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完善和创新，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社区服务和治理效果。
篇四：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
篇五：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
2009年1月第11卷第1期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outheast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
Jan12009Vol111No.1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路径依赖和突破马宗利(信息化研究》编辑部,江苏南京210024)《[摘
要]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几种社区建设模式虽然各具特色,但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仍面临严峻的发展困境和深层的认知局限。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继续进行制度化的努力,最终仍有赖于市场经济交往中契约精神和参与道德的培育,以及这一基础上更加民主化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键词]社区建设;实践模式;个体化;契约精神[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11X(2009)0120018205对于社区的认识,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各个时期的学者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在上一世纪80年代曾多达140余种[1]。但普遍认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他们具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和一定的共同利益。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概念及其理论研究,源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1871年,英国学者H?S?梅因出版《东西方村落社区》一书,首先使用了社区的概念。1881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J.Ton2nies)将gemeinschaft一词用于社会学研究;1887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单位制管理模式已不再适应,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却使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权利,认真看待自己所处的社区生活。“一些新的和老的、现代的和传统的集团,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相对于其他集团的利益和权利,进而积极动员参与政[3]治”,政府已不能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完全靠行政权力来垄断所有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活动空间。1.亚社区的解体。“亚社区”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他又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最早作为一个概念从社会学角度加以使用,意为社区、集体、团体、共同体、公社等。在我国,最早倡导进行社区本土化研究的是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和吴景超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主张把社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用这种研究成果去启发或修正一般的社会学理论;此外,吴文藻还组织燕京大学的学生开展社区调查与研究,在他的示范和培养下,30-40年代产生了一批扎根中国本土、研究中国不同地域和民族社区的社会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张之毅等。1986年,民政部首倡社区服务,旨在开展以民政对象为主的福利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这一概念开始走出学者的语境,步入人们的生活;次年9月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遂揭开了社区建设的序幕。至今“,社区”已成为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们广泛关注的课题。表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区居民主要以所在单位为依托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保障,并以之为依托行使选举、参与、监督等各项民主权利,“单位制”是城市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更多的是在独特的单位组织基础上,通过单位对国家的依赖、个人对单[4]位的依赖以及单位功能的多元化实现的。”相对于比较成熟的社区而言,这一时期的社区建设,角色模糊、功能残缺,社区自组织乏力,居民与社区之间缺乏互动,居民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整齐划一的单位管理模式,造就了人们对于各自所属单位的高度依赖和自主意识的缺失。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固化,这种依赖最终不仅消弭了人们的公民意识,连社区的居民意识亦无从成长。这种畸形的社区管理关系日益面临流动人口增加、单位控制力弱化等各种挑战,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逐步走向解体。2.城市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一、我国社区建设的背景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所言,“社会不[2]光产生一致化和类型化,也还产生个体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对城市化作用的认识逐步加深,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至2005年底,城[收稿日期]2008-06-27[作者简介]马宗利(1977-),男,河南范县人,硕士《信息化研究》,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社区治理,公共行政基础理论。
第1期马宗利
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路径依赖和突破19镇人口已达5.62亿人,占人口总数的43%。近5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在这一进程中,社区管理面对一夜之间成长起来的各种新型居民小区,如何解决其治安、环保、物管以及保障社区居民的各种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包括购物、医疗、教育、娱乐、家庭办公和社区会所的设置、管理等,成为社区建设亟须解决的新问题。显然,传统管理模式一下子难以应付如此复杂的管理需求。3.社区内流动人口增加,人口结构复杂化。农我国老工业区中心地带的沈阳,在改革的痛苦中开始尝试由社区来解决政府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作为这一模式的代表,该市沈河区在区一级组建了“沈河区党政工作联席会”、“沈河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以及六个专业委员会,同时在街道一级设立了相应机构,以统筹社区建设工作。在各居委会组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议事委员会,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选举出享受政府补贴的居委会成员,同时吸收社区民警和物业公司经理组成社区委员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办事机构,行使社区的管理、服务和教育等职能。就推广的程度和地域而言,沈阳模式的影响最大,除辽宁全省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海口、武汉、哈尔滨、西安、合肥等地属这一模式。2.江汉模式。武汉市江汉区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使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并居住下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至2003年,这一数字已达1.139亿,占农村劳动力的23.2%。其中6910万人到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法选举,组建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自治机构,并着力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关系,而非行政领导关系;街道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管理,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摊派。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模式还包括建立社区评议考核街道各职能部门的制度,要求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做到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的确立,又确保了“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目标的实现。通过这些措施,江汉区力图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6]。3.上海模式。该模式为上海市卢湾区五里桥镇工,5620万人跨省流动。他们虽然成了城市居民,但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因袭下来的沟通障碍,却使住在同一小区的居民之间存在隔膜。与此同时,城际流动、城区流动人口的增加也对原有社区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迁移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此外,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体制外”人员越来越多,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增多,社会老龄化过程中的“空巢老人”等等问题,其管理和服务工作都要由社区来最终承担。4.单位控制力的减弱。与亚社区的解体同一过程的是其旧有管理模式中单位控制力的日趋弱化。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下,“单位是我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社区居民以单位作为其社会关系的组织基础,控制和调整社区居民生活的中枢系统是其所属单位而非其所属社区。但在上述城市化进程中所造成的流动人口和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体制外”人员越来越多,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增多的情况下,单位既无力也无法控制社区的生活节奏。同时,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单位从原有繁重的办社会功能中得以解脱,而不断产生的新的居民需求却不能得到及时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开始成为对城市居民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5]所创。从社区的不同行政事务和目标出发,五里桥镇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及城区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行政领导系统,由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的行政执行系统,由社区内各中介组织组成的行政支持系统等三个层面的组织管理系统,以履行政策的制定、执行、支持和反馈功能,以此形成了社区管理的组织体制。同时,将社区建设与1995年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和民情委员会等各方面的作用,在街居联动过程中发展社区事业。与这一做法类似的有北京东城区、西城区的几个街道,当然,其社区事业干部采取“民选街聘”的方式亦富于特色,取得了一定成效[7]。以上简要概括了三种较为典型的实践模式,当二、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及其特点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各地社区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几种较具代表性的实践模式。1.沈阳模式。随着国有企业的倒闭、改制,位于
20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卷然,从不同视角来看,其他一些实践模式,如青岛模式、南京模式、深圳的盐田模式及其莲花北模式等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8-10]。但统观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各种实践模式,又大致可以将其分为“政府主导型”、“社区自治型”和“渐进改革型”三种类型。上海模式发轫之初,乃基于提高其城市管理水平而非鼓励社区居民自治的目的。1995年的改革使街道由最初在单位———行政体制中的辅助地位上升为对地区范围公共事务实施全面管理的地位。这一变化意味着个人现在主要作为居民被紧密组织到了区域行政体系之中,而不是作为从业人员被单位所组织。改革还结合吸纳下岗国企干部,首次把居委会主要岗位列为事业编制,反映出行政因素向基层生活的渗透。随着个人生活事务不断脱离单位而转移到居住区,居委会在社会事务管理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行政构架最终成形。由此来看,社区管理的权力中心仍在街道办事处,只不过将各种职责委托给了社区;因此这一模式属“政府主导型”。在实际操作中,江汉模式仍由地方政府决定社区优先考虑的事项,只是赋予社区以某些资源的支配权和执行决策的自治权,因而属“渐进改革型”。较为先进的沈阳模式是在改革的压力中成长起来的,社区相应地享有了较大的自主权,用以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这一模式可以归属“社区自治型”;与之类似的还有被称为“市场主导型”的武汉百步亭、深圳莲花北样本,前者遵循“企业为主导,公司化经营”的理念,走建管合一的路子,后者则由物业公司统筹几乎所有社区服务。基层政权对于社区的控制力在三种类型中依次递减,但即使是沈阳模式中的社区自治,亦只是一种迫于基本的生活斗争而产生的自发的组织行为,与真正高度自觉且富于组织性的自治尚有很大差距。而江汉模式和上海模式中的居民自治意识更是湮没于基层政权的“指导”或“领导”之下。的行政管理本是一种身份治理,而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社区组织利益的突显则要求建立一种契约关系,结果导致了两种价值取向的必然性冲突[13]。现实中突出表现为,社区组织角色和功能定位模糊,其主要精力仍在于被动执行各级政府组织下派的任务。目前,这种行政化倾向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有人指出,居民委员会已成为政府派出机构的“派出机构”,是政府的“腿”,由自治性的群众组织,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行政性组织[14]。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矛盾更成为困扰我国社区建设的深层问题,它包含城市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发育两个过程与指导社区建设的一套自治话语的矛盾[15]。尽管在现实中政府从形式上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树立居委会的民主形象,但把本质上相互冲突的基层控制与基层民主功能融于同一组织主体,仍将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改革的过程。从政府主导到渐进式改革,以至完全的社区自治,上述三种“类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势。在“单位制”式微和“街居制”乏力的情况下,在频繁的经济交往中日益觉醒的个人意识,使过去那种“伟大的存在之链”断裂了,人们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去的神圣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越来越少地在一个共同的计划内或以某种忠诚的态度与他们的公民伙伴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人,社会的公民实际上分裂为个人主义的碎片[16]。如何整合这些“碎片”,不致在需要协作交往的社会中相互划伤,就成为政府和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个人”无所依归,同时基层政权对社会的控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政府和基层群众对于社区建设的吁求便不期而遇了。虽然有人批评对于我国基层社会的研究引用西方“国家———社会”理论范式可能引发本土化问题、理想化问题以及无限化问题等诸多问题[17],但毋庸置疑,受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社会对于国家的需求和对抗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角色亦逐渐明晰:社会是自我发展的独立的社会,而国家与政府则最终要由控制型过渡到服务型。与西方社会类似的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间阶层的兴起,同样哺育了契约精神和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初步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有了分野,个人的公民和市民双重身份划分逐步确定。因此,笔者在这里同样从市民社会成长的角度来审视社区建设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邓正来先生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三、当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着许多障碍,包括“缺少熟练的行政管理人员、公民缺乏参与兴趣、官僚政治的障碍、法律地位上的模糊、缺乏资[11]金来源等”;也有的学者认为,“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思想认识误区、法律制度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协调等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各个[12]方面。”如果从不同视角来看,当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困难与挑战。在政治、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上述诸多方面的问题必然使社区原有的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街道原有
第1期马宗利
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路径依赖和突破21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18]参政的活动的非官方公域。”在现实的社区建设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22]筑的基础。”早在1215年,英国大议会就通过了中,首先需要建立社区居民的参与机制,依靠其直接的参与行动来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并监督基层政权的行政执法以及地方事务的治理。而当前我国社区建设中严重的居民参与不足,却制约了这一治理基础的培育。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00年6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社区内各种活动或事务,只有25%的居民表示“乐于参加”;而从年龄层次看,参《自由大宪章》,规定国王课征超过惯例的赋税必须召集大议会,征求“全民公意”。1295年又通过宪法性文件《无承诺不课税法》,规定“非经纳税人之自愿承诺,则英国君主或其嗣王,均不得向彼等征课租税,或摊派捐款”。之后又有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通过这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包括国王、教会、贵族、封建领主、骑士、市民在内的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得到了体现,并达到了相互制约与平衡。社会各阶层这种可贵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在之后数百年的历史演进中一直蓬勃发展,并在当代西方宪政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社区建设层面,美国的社区发展也是一个提高参与意识的过程。通过社区参与,居民了解自身需求并采取改进行动,在公私机构的协助下,动员社区内的一切资源来解决诸如福利、就业、环境等各种问题,从而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质量。从微观层面上看,当前国外社区管理呈现出组织体系自治化、公众化,社区经济管理市场化、多元化,社区管理日趋法制化、规范化等特点。其中政府负责从宏观角度对社区的全局发展进行战略性的规划,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资金和其他支持;社会性团体则在激发社区民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有所建树。但无论如何,这两者在整个社区的管理组织中还处于次要的辅助地位,关键的还是居民的自治精神[21]。同样,在我们的社区建设中,“已经达到经济自立的居民在基本生活方面,不需要依靠别人,计划经济体制下常用的权力形式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彼此平等的居民之间需要一种‘同意权力’。它不具有强制性,但有约束力,约束力首先不来自外部压力,而来自因为自愿参与和自主选择而形成的内[24]在动力”。与人群则集中于离退休人员和中小学生:近70%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了10%;中青年仅占20%。并且,如果没有单位的强制性组织,中青年的比例将会更低。从收入和文化程度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则与之成反比。另据一项在北京城市社区开展的调查发现“,目前北京人尤其是大多数在职中、青年的社区参与热情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也早就提出了这一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但参与在本质上却是自觉的“,参与的含义就是亲自参与,是自发自愿的,也就是参与不是被卷进来的,更不是被迫的、被促动[20]的。”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之后,居[19]民参与程度不高的原因在哪里?从管理体制来看,政府的统治和权威不仅使社区居委会发生了职能错位,还抑制了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的成长;除此之外,旧有传统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束缚,以及居民个体的认知能力、道德情操等也是制约和影响社区参与的原因。四、我国社区建设的愿景展望“政府功能与机构之间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无所附。目前,以管制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官僚制组织体制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以强势威权统驾社会,以模式化追求约束各种群体……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就是要通过职能的分解、重组和调整,减少或转并组织机构,限制线性型官僚组织的进一步膨胀,以便为公共行政模式的转换提供有效载[19]体。”而在前述三种社区建设的类型中,基层政权当然,从完善社区工作体系、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科学合理调整居委会规模以及社区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做出努力[25],亦不失为解决当前社区建设中各种问题的有益探索,如同对前述问题的探讨一样,其原因探究和路径依赖也将是多维度的。但解构单位制、分化个人利益,建立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区利益结构[24],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及这一基础之上更加民主化的制度变革将更有决定意义。并没有真正地收缩自身的管制领域,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向下延伸其权力空间。这种延伸,在推动社区建设的同时,却进一步阻碍了社区居民参与精神的成长。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市民社会做过经典的论述:“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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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锋.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海:三联出版社,1989.JournalofSoutheast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No.1,2009ABSTRACTS(1)Reflectionsondemutualizationandsocialization———ananalysisofpublicownershipelementsgeneratedincapitalisteconomyHUANGFan2zhang ?5?Demutualization,asaformofenterpriseorganizationtomeettheneedsofsocializationofproduction,istherealizationforminsteadoftheexistingformoftheownershipofthemeansofproduction.Demutualizationischaracterizedbythefollowingfourpoints:1)theseparationbetweenownershiprightandmanagementright;2)theseparationbetweenstockownershipandpropertyright;3)theseparationbetweencapitalvalueanditsphysicalform;4)theseparationbetweenthefacevalueofstockanditsmarketprice.Toavoidmisunderstandingsoftheseconceptions,itisnecessarytopointoutthatdemutualizationisbornanddevelopsineconomyofprivateownership.Thepublicelementshavealreadyexistedinmoderncapitalisteconomyandaresprea2dingintothekernelpart.Thisindicatesthatthesocializationofproductionhasnotonlygeneratedtheeconomyofpublicowner2shipastherealizationformofdemutualizationbutalsocultivatedtheeconomicelementscharacterizedbypublicownership.Therefore,itisnecessarytotakeanewlookatthetraditionalviewpointwhichdeniesthepossibilityofpublicownershipdevelo2pingincapitalisteconomy.(2)TheestablishmentofsocialeconomyanalyticalmodelanditsapplicationinChina———inthelightof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andMarxistsocialeconomyCUIWei ?12?ThetheoryofsocialeconomicdevelopmenthasbeenwidelyappliedindevelopedcountriesafterWWII.Thefocusofthisthe2oryanditsmodelisonthefunction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humancapitalaccumulation,divisionoflaborandinstitutionalchange.Butthedeficiencyoftheirepistemologyheldbyeconomistsofdevelopedcountriespreventsthemfrombuildingascientifictheoryofsocialeconomicdevelopmentanditsanalyticalmodel.Therefore,Marxistmethodologymustbea2doptedinbuildingascientifictheoryforthepurposeofguidingandservingsocialeconomicdevelopment.(3)CurrentpatternsandfuturevisionofChina’scommunityconstructionMAZong2li ?18?Althoughseveralpatternsofcommunityconstructionhavebeensetupintheprocessofreform,theyarestillconfrontedwithsomeseriousdifficultiesindevelopmentandcognitionduetovariousrestraints.Theonlywaytosolvethisproblemdepends,be2sidesfurtherinstitutionalization,onthecultivationofcontractspiritinmarketeconomicactivitiesandmoralparticipationincivillife,andontheprogressofdemocraticpoliticsandthereformofadministrativesystem.(4)Onseveralproblemsinreformofculturaladministrativesystemfromtheangleof“culturalexception”SONGMeng ?23?Inthetideofeconomicglobalization,China’sculturalindustryobviouslylackscompetitivenesscomparedwiththatofthede2velopedcountries.Theurgenttaskistoprotectourculturalheritageandtradition.Ontheotherhand,greateffortsshouldbetakentoturntheunfavorableconditionsintomotivesfordevelopment.Inthiscase,culturalexceptioncanprovideaninternation2alreferentialangleofview.(5)ThephilosophicalconceptionandethicalnatureofQiKang’sarchitecturalworksFANHao ?27?Itisbothfactandresultthatthemasteralwayshasanexcellentcommandofphilosophy.Asan“artofexpression”,architec2turecommunicateswithphilosophyandethicsinwisdomandvalue.ProfessorQiKang’sarchitecturalworkshavereachedtheuniformofbeingtrue,goodandbeautiful,presentingthe“masteratmosphere”whichisborninartandacquiresphilosophicalandethicalspiritsasaunity.(6)Theethicalrelationshipandmoraldiscourseinsocialtransitionalperiod———asurveyonchangesofmoralfieldinJiangsuProvinceTIANHai2ping,LILan2fen ?31?Asurveyonethicalrelationshipandmoraldiscourse,whichwasconductedamong538publicservants,482migrantworkersincities,and450entrepreneursand450mediaprofessionalsinSuzhou,showsthattheethicalrelationshipandmoraldiscourseinChinaareinatransitionalperiod,characterizedbyamultiple,variantandchangeablesituationandlawofdevelopment.Thema2instreamofChina’sethicalconstructioninthenewperiodistheseparationbetweenpublicandprivate,andthecultivationoffivenewethicalrelations.Inmoraldiscourse,therearefourfeaturesasfollows:decentralizationofthemainsubject,separationofthemes,transformationofcarriersandvariationofinfluencefactors.Ontheabovebasis,somesuggestionsareprovidedtofacethenewsituation.(7)Onmorality:acomparativeanalysisoftwomoralitiesWANGHai2ming ?36?Themoralityestablishedbyobservingbadmorals,whileguaranteeingtheexistenceofsociety,willinevitablybringharms,smallorlarge,toindividualsandsociety.Soitisanimpuremoralitywhichinvolvesharmandevilinsomedegree.Incontrast,themoralityestablishedbyobservinggoodmoralscannotonlyguaranteetheexistenceofsocietybutpromoteitsrapiddevelop2mentandincreaseindividualbenefits.Therefore,thismoralityispureandgood,notinvolvinganyharmfulorevilthings.(8)Towardsthemeaningworldonrationalfaith———implicationofKante’smoralfaithHUANGRui2ying ?41?Faithistheconcernofultimatevalue.Kanteestablishedfaithonrationality’syearnandpursuitfortranscendence,guidingpeopleoutoftheimmaturestateofnotdaringtouserationalityandbringingthem
篇六：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
我国“城中村”研究述评
[摘要]“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学者对“城中村”的研究，从研究领域看，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城中村”现象本身的认识诠释，二是对“城中村”治理的研究。从研究视角看，主要涉及社会问题、共同体、社会变迁等三个方面。文章对目前的这些研究成果分类综述，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城中村”；研究现状；总结与展望
“城中村”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内学者从地理、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经济、社会等角度出发，对“城中村”现象，从多方面多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研究领域
(一)对“城中村”现象的认识和诠释
关于“城中村”的内涵。“城中村”被广泛运用于学术论文、媒体报道、政府文件是在2000年前后，学者们对“城中村”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代堂平从地域、社会关系角度认为：“城中村”是指从地域角度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就其社会属性来讲，仍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李俊夫从土地产权和土地利用角度认识：“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结合部，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是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张建明从外部景观和思想观念角度认为，“城中村”是位于城乡边缘带，一方面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享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还保持着乡村的某些景观，以及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农村社区。
关于“城中村”产生的原因。田莉认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和政府调控力度的不足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李立勋将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而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则成为“城中村”形成的社会因素。吴晓则认为，在缺乏资源和远见的背景下，城市为获取发展空间而采取的妥协性征地政策，造成了“城中村”问题。周大鸣、郑庆昌等认
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管理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主要原因。李培林指出，“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于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以及“类单位制”的块状管理。蓝宇蕴认为，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造成“城中村”问题的根本，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是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关键，非正式经济是“城中村”赖以兴盛的体制外支柱，而村落历史的认同感则是“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性因素。
关于“城中村”形成演变机制。对于“城中村”的形成演变机制，很多学者都作了探究。张建明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农村城市化的大背景、城市发展提供了总动力、土地制度成为主要因素、规划的失误和管理的不善成了加速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是制度壁垒，以上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城中村”。李立勋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及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导致了“城中村”的形成演变。常辉从空间扩张、体制竞争和城乡文化交流三方面分析其变迁演变的机制。
关于“城中村”的类型。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城中村”进行了分类。张建明根据广州市“城中村”的资料，把“城中村”分为三类：基础设施优越型、集体经济实力型、土地资源充足型。常辉对西安、广州的“城中村”进行分析对比后，归纳提出了目前“城中村”三种主要发展阶段的形态类型。李培林按地理位置将“城中村”分为“城中村”、“城边村”、“城外村”三类。吴晓从社区构成和组织的角度把“城中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同乡、同村、同业或同族为群体聚居，以地缘、亲缘、业缘为基本纽带的缘聚型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另一类则是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导性纽带或产业体系、居民来源混杂的混居型聚居区。
关于“城中村”的文化观念。李培林、周大鸣等认为，“城中村”的城市化进程具有被动性和激进性，传统农村文化尚未转变为现代城市文明，村民难以适从；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并未带来村民素质的提高，中青年村民的城乡二元性和社会边缘性凸显。丘海雄提出“二世祖”等概念。刘钧演认为村民文化素质低下，道德品质的没落，法律意识的淡薄日益成为“城中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二)关于“城中村”治理的研究
总体性治理思路。田莉、房庆方等从村镇预先规划、城市发展统一开发，出台规范“城中村”法规政策等角度提出了总体性治理建议。李弱通过分析西安市
“城中村”改造实例的经验教训，提出目前“城中村”改造应注意到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需要。李培林则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困难不仅在于生活改善，也不仅在于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网络的重组。韩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城中村”改造要调节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利益均衡。
具体治理模式和策略。张立生认为，可以在新城建设或城市用地扩展时引入农业景观，将“城中村”改造成“都市型农业社区”张建明和李立勋等强调对“城中村”建设景观进行改造，从分散、混杂、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转变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流程为“拆迁一补偿一重新安置”。郑静、郑庆昌等提出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即直接用城市管理体制取代农村管理体制。陈鹏认为，在政府职能上应从政府主导向政策引导转变，在土地制度上应从“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在改造模式上应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在优惠政策上应从宽建设向宽用地转变，在管理理念上应从强制管理向协调管治转变。
二、研究视角
梳理学术界有关“城中村”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城中村”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问题”、“共同体”、“社会变迁”等三个视角。
(一)社会问题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城中村”现象的学者比较多。他们认为，“城中村”的存在已成了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在现代大都市中，“城中村”几乎成了“脏、乱、差、黄、毒、赌”的滋生地，因而多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建议政府从不同方面加强对“城中村”的治理或管理。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代堂平、李俊夫等学者从犯罪、社会治安、人口管理、环境卫生、文化冲突等方面论述了“城中村”存在的问题。目前“城中村”存在的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在“城中村”内，“发廊”林立，赌博盛行，吸毒猖獗，黑帮肆虐，各种恶性案件不断。二是潜伏严重火灾隐患，“城中村”内街内巷狭窄弯曲，根本无法满足消
防需要，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三是规划管理严重滞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城市形象，制约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二)共同体视角。代表性的学者有李培林、蓝宇蕴等。他们从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对“城中村”现象作了“类型化”的研究。李培林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村落单位制”社区，并存有坚固的“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单位制”是由两方面原因促成的：一是村落管理制度下共同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也是以往“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二是村集体经济产权下的股份分红(资源分配)。首先是按村籍分配，其次是按工龄分配，这种分配本身体现了“单位制”的某些功能。
蓝宇蕴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新都市村社共同体”。这种村社共同体是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特指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农村社区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新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弱势的农民村民走向城市的“新社会空间”或“过渡地带”。
(三)社会变迁视角。代表性的学者有周大鸣、孙庆忠等。周大鸣对广州市南景村50年来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南景村从一个市郊的农村变成现在的“城中村”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南景村是一个“都市边上的村庄”，农村社区特征明显，村民全部为农民，并与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南景村是一个“都市扩展中的村庄”，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耕地大量被征用，人口增多，非农产业发展快，村民的消费*惯在向城里人看齐；90年代以后，南景村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已基本没有耕地，同时体现了与一般“城中村”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孙庆忠也对南景村50年经济变迁的基本形貌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城郊聚落到都市村庄的南景村，经历了地主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公有、村社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和以股份制为标识的经济共有等几个发展阶段。南景村的变迁轨迹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
三、总结与展望
总结国内学者对“城中村”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学者们的研究涉及“城中村”的概念、成因、发展演变机制、类型、文化观念、治理改造思路等。由于“城中村”是很复杂的现象，涉及多门学科，就某一方面而进行深刻的微观剖析并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指导意义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并不多见。其次，从社会问题视角出发，关注“城中村”改造的研究比较多，而从共同体视角和社会变迁视角展开研究的学者较少。再次，有较少的学者开始研究“城中村”的正功能，但缺乏实证的支持。最后，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城市有机体与其周围的环境是互相关联，也互相作用的。“城中村”在城市间的均衡分布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首先，“城中村”正功能的研究。从“城中村”的正功能出发，研究在城市各阶层人口合理分布和长期动态的城市化框架下，“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其对于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寻求治理和改造的策略，可以为政府推动和引导“城中村”改造提供科学依据，避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有助于丰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城中村”形成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从市场失败、政府规制的角度研究“城中村”形成的微观机制，从“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各个主体的利益调节机制研究政府的作用，有助于在理论上弥补“城中村”深层次市场机制研究与制度研究的不足。最后，“城中村”治理的研究。“城中村”的治理改造涉及到各个利益主体的权益平衡，涉及到各阶层人口在城市的均衡分布问题。因此，如何实现各改造主体的利益共赢，实现农民利益合理长效地得以保障，是摆在城市决策管理者面前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应该研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的同时，发挥政府在各改造主体利益博奕中的调节作用，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治理对策，指导我国“城中村”的治理科学合理地推进。
篇七：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
THEFORUMOFLEADERSHIPSCIENCE·社会治理·2023年第7期总第213期DOI：10.19299/j.cnki.42-1837/C.2023.07.026城市社区韧性及其提升策略研究蒋明远摘要：城市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休憩的公共空间，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石。城市社区韧性是衡量城市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韧性表现在物理空间韧性、虚拟社区韧性、文化层面韧性三个层面，且受公共空间的功能叠加能力、物理空间的分布式格局、虚拟空间的组织能力及文化空间的感召力影响。提升城市社区韧性应从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全过程管理、以资源整合实现公共空间共享等方面着手，增强社区的自我恢复和重建能力，筑牢抵御风险的“第一道堤坝”。关键词：城市社区韧性；基层治理现代化；韧性理论作者简介：蒋明远，中共达州市委党校讲师（四川达州635000）。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3）07-0125-05基层稳，天下安。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战略体系，凸显出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安全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3.89%，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这一数字上升了14.21个百分点。大量人口集聚并生活在城市社区，人口集聚产生的倍数效应能将一个微小的偶发危机放大并迅速扩散，产生难以预估的负面效应。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有限的治理资源往往限制了社区抵御风险的手段和方式的选择空间。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探索提升社区韧性的可行路径，对于提升社区的抗风险能力、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确定干扰的能力，同时能够通过自主学*和创新重组保持动态平衡的能力[1]。迁移到社会治理领域后，韧性概念的内涵又一次发生了演变，更趋于主动化，从被动恢复到原始状态或某种新稳态发展为适应外部风险对自身的扰动，在抵御风险的过程中，聚集资源来应对风险挑战，且通过学*反思促使组织结构重组，提升组织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二）韧性社区社区不仅是居民生活休憩的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基层单元，还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能。韧性社区需要具备以下三种能力。一是风险预判和防范能力。在危机发生之前，社区管理中有针对危机的类型化预防措施，例如制定应急预案、储备应急物资和开展日常应急演练等。二是抗干扰和再组织能力。在危机发生时，社区具有抵御外界风险保持自身系统稳定运行的能力，同时表现出对人、财、物和信息的再组织和协调能力。三是社区恢复正常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在危机结束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使社区回归正常，并且能对危机应对过程进行自一、韧性社区的概念及理论视角（一）韧性理论在物理学和数学研究中，经常使用韧性来描述物体的稳定性和受到外力作用之后恢复初始状态的能力。在社会生态系统中，韧性被视为吸收125Copyright?博看网.AllRightsReserved.
我审视和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提升社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不能适应现代防灾应急的要求，社区空间冗余度和连通性无法满足韧性社区要求。（二）虚拟社区韧性数字化时代，社区在虚拟空间形成了自身的“数字倒影”——虚拟社区。在调研中发现，城市老旧社区、商品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三种类型的小区在虚拟社区建设方面大体相似，都建有社区居民QQ群、微信群，政务类APP也实现了居民的无差别覆盖。物理社区和虚拟社区存在紧密的联系和互动。物理社区是虚拟社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虚拟社区能够拓展物理社区的功能[6]。虚拟社区韧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虚拟社区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社区居民可随时随地进行信息共享、意见交流和问题讨论。这种便捷的沟通模式能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提高社区凝聚力，为风险防范工作中的组织动员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虚拟社区能为居民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社区资源，增强社区的跨边界协作与交流，为应对突发事件做足准备。三是在自然灾害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社区虚拟空间能够发挥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组织救援行动、提供援助信息等作用，从而提高社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即社区韧性。（三）文化层面韧性社区文化是社区的精神支柱，是社区凝聚力的基础，是社区韧性的根基。社区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的各种文化活动形式，还包括社区价值观、社区行为规范、社区文化符号以及建构在这些要素之上的社区关系、社区信任和归属感等[7]。社区文化承载了社区的发展历史和价值观，是社区居民形成社区身份认同的基础。社区文化是维系社区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力量，构成了社区发展的“基因”。通过传承、弘扬社区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居民的社区身份认同，提升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共享相似的价值观、文化活动的社区居民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更容易相互扶持形成互助关系。这种自然生长的社区凝聚力是社区韧性的基础，可以帮助社区应对各种变化和126区的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能力[2]。（三）社区协同治理社区处于国家与社会的联结点和交汇点，这一特征决定了社区既是国家治理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居民自治的实践场域，形成了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格局。基层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领导力量，与社区居委会共同承担社区治理的主要职责，保证国家意志在社区的贯彻和落实。商品房小区出现后，市场化运作的物业管理公司和居民自治组织——小区业主委员会开始参与社区治理，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专业化社会工作机构也逐渐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形成了社区协同治理格局[3]。各治理主体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参与社区治理，借助各种治理机制表达诉求并满足自身需要[4]。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互动关系，积极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协商、合作、共享，消极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矛盾、冲突、竞争。做好风险预判与防范工作，更强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这是提升是社区治理效能、增强社区韧性的关键。二、城市社区韧性建设的维度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中普遍形成了老旧社区、商品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为应急管理现代化的新趋势，社区韧性建设还处于探索当中。笔者从“物理-虚拟-文化”三个维度对城市社区韧性进行分析。（一）物理空间韧性社区物理空间既是社区居民生活休憩的场所，也是社区防灾应急的保障平台。社区物理空间韧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区整体的韧性治理水平[5]。在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社区人口居住密度较高，灾害产生乃至扩散的风险较大，尤其是老旧社区，因为建设年代早，规划设计落后于时代发展，普遍存在道路狭窄、楼距较近、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消防安全通道经常被机动车挤占、公共空间碎片化、紧急避难场所缺乏或者标识不明显等问题，Copyright?博看网.AllRightsReserved.
危机。
产生和发酵的重要场所。虚拟空间舆论引导力是韧性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空间的组织架构是否完善，不仅关系组织功能发挥，还会影响居民的再组织化程度，虚拟空间的再组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改变个体“原子化”的网络生存状态，越有利于虚拟空间的再组织力转化为居民的凝聚力，从而提升社区韧性。以微信群为例，一名社区工作人员要管理多个微信群，每个微信群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人，微信群内居民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令社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这种“一对多”的工作模式难以实现精细化治理。同时，网络空间的信息来源复杂，管理不力就会导致虚假消息在虚拟空间爆发式传播，通过发酵形成舆情事件。尤其是灾害发生前和灾害过程中，各种消息混杂在一起，给防灾应急工作带来极大的干扰，降低社区韧性。（四）文化空间的感召力现代城市生活中，无论是老旧社区还是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流动性都在增加，互动却在减少，打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区文化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现代人“原子化”的生活状态，密切居民关系，增进邻里互信，降低居民的社交成本，使社区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对社区的认同感更强，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责任感也会更强，这种社区文化空间的感召力在关键时刻能够高度凝聚社区居民，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抗击灾害风险，这也是社区韧性建设的重要维度。文化往往具有地域性，社区文化空间的打造一定要结合地方特色。尤其是城市老旧社区，镌刻着城市的发展，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和居民的过往，韧性社区建设要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风俗*惯，体现地方文化特色，使新的具有韧性的社区文化空间对居民仍有较强的感召力。三、城市社区韧性的影响因素（一）公共空间的功能叠加能力充足完备的公共空间对于增强社区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公共绿地、地下车库、休闲广场等公共空间除了承载其基础功能之外，还承载着多种社会功能，如在应急管理中可作为社区应急物资存放地和人员疏散安置点。以小区内的道路为例，道路设计不能单纯追求美观，还要兼顾防灾应急需求，发生重大风险时，通畅的道路能够快速疏散居民。一些老旧社区的物理空间韧性不高，就是因为在规划设计时没有预留足够的公共空间，导致在灾害来临时没有足够的应急避难场所和救灾物资储备场所，严重妨碍社区防灾应急工作的开展。（二）物理空间的分布式格局从社区韧性角度看，社区的物理空间布局要形成多中心的应急设施群组和网络化的应急通道。多中心布局能够扩大应急设施的服务半径，为更多居民提供安全保障，如缩短行动不方便人群到达应急场所的时间，使社区能以最快速度疏散、安置居民，降低灾害损失。应急通道的网络化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道路系统的冲击，确保居民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安全到达安置点，每个安置点最少要预留有两条应急通道，确保在一条应急通道无法使用时，居民能够通过另一条应急通道逃生。这种看似冗余的设计实则为居民的生命安全多了一份保障。在灾害冲击下，最大限度地保证社区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增强社区抵御灾害的韧性。（三）虚拟空间的组织能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财报，微信以及WeChat月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8]。另据腾讯控股活跃用户达到13.09亿[9]。由此可见，虚拟空间已经成为居民开展社交活动的重要平台，也是舆情四、城市社区韧性提升策略韧性社区建设能够增强社区应对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和灾后的复原能力，推动城市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提升社区韧性，应从以下方面展开。127Copyright?博看网.AllRightsReserved.
（一）加强制度建设域，也是社区韧性的体现。提升社区韧性，首先要整合碎片化的公共空间，打破小区之间的“硬隔离”，强化社区公共空间的连通性，增强社区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如形成小公园、口袋公园、小型广场等。提升社区与城市功能区的连接效率。其次要强化公共空间功能的叠加性。在有条件的社区，公共空间要配套建设防灾物资存放点，优化无障碍设施的布局，方便残障人士出行。此外，老旧社区的公共空间环境与设施都相对陈旧，但却承载着社区公共生活功能，可以将这些公共空间与应急管理联系起来，例如，可采取多个社区联合共建的方式，盘活老旧社区的公共空间资源，充分发挥公共空间的防灾应急功能。（四）以组织化方式提升虚拟空间的舆论引导力对社区虚拟空间的管理要借助社区治理资源。社区党组织在虚拟空间舆论管理中要发挥引领作用，社区党组织应通过走访和深入观察，准确研判舆论走向，及时发布官方消息，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社区党组织要积极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组织动员机制，通过网络平台加强与居民的沟通交流之外，还应通过定期召开线下座谈会等方式加强党员与居民的联系，增进互信。其次，社区居委会要积极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教育机制，定期发布社区的热点事件、通知公告、防灾知识等内容。（五）以技术赋能智慧社区建设一是以智慧社区建设提升社区韧性。智慧社区是指通过利用各种智能技术和方式，整合社区现有的服务资源，为社区群众提供政务、教育、医护及生活互助等多种便捷服务的模式。智慧社区建设包括政府、居委会、方案提供商、运维服务商、社区居民等多方主体。韧性社区视角下，智慧社区建设是以技术为手段，以提升社区韧性为导向，实现治理现代化。智慧社区不是韧性和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韧性和智慧的深度融合，是建立在智慧基础上的韧性和有韧性的智慧社区[10]。韧性社区建设离不开技术支持，智慧社区建设对于社区防灾管理体系建设及社区韧性提升具有较强的现128为了提升社区韧性，要对街道（乡镇）应急管理综合协调体制机制进行调整和优化。一是健全基层应急管理体系，推动基层应急管理规范化，探索依法委托基层单位简易执法的可行模式。二是完善安全生产清单制度，建立市级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系统，制定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职责清单、年度工作清单，健全地方各级党委及政府承担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承担监管责任、应急管理部门承担综合监管责任和企业承担主体责任的责任体系。三是充分运用党政同责考核考评、应急管理和应对处置突发事件考核等手段，制定完善权责对等、符合实际的考核细则，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二）推进全过程管理一是编制一套涵盖通信基础设施、公共应用系统、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和家庭应用终端的韧性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指标体系中，通信基础设施是韧性社区的基础资源，涉及网络覆盖率、网络安全性和自动化服务水平三项二级评价指标；公共应用系统是韧性社区的应用运行系统，涉及生活服务、公共服务和应急管理三项二级指标；家庭应用系统是韧性社区的居民用户端，涉及风险预警、心理救助、社会保障等三项二级指标；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是韧性社区的社区服务端，涉及政务服务、便民服务和社区综合信息平台三项二级指标。二是将韧性社区创建工作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在城市规划中制定韧性社区创建申报指南和评审规则，同步建设评审专家库，采取评审结果专家负责制，以客观、公正、规范的评审工作机制推动韧性社区创建规范化。还可进一步开展韧性社区建设示范试点工作，发挥其示范效应。对韧性社区在建项目应加强督导检查，对已建成项目开展回头看。打造韧性社区建设管理云平台，实现韧性社区建设工作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和韧性社区项目数据的云端汇集。（三）以资源整合实现公共空间共享社区公共空间是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Copyright?博看网.AllRightsReserved.
实意义。参考文献：[1][2][3][4][5][6][7]谢蒙.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乡村韧性空间重构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7.吴晓林.城市社区如何变得更有韧性[J].人民论坛，2020（29）.都彦妮.新馆疫情防控的社区韧性研究-基于协同治理的嵌入[D].杭州：浙江大学，2021.张勤.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J].理论探讨，2021（5）.田丽.基于韧性理论的老旧社区空间改造策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D].北京：北京建筑大学，2020.郝大海，胡莹.数字化转型下城市基层社区韧性治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7-27（5）.蓝煜昕，张雪.社区韧性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J].行政管理改革，2020（7）.[8]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9366992946439053&wfr=spider&for=pc.[9]腾讯2022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1401亿元微信月活达13.09亿[EB/OL].https://www.chinaz.com/2022/1116/1469008.shtml.[10]樊露露，刘宇霞，魏玮.韧性-智慧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疫情防控背景下呼和浩特市为例[J].内蒙古统计，2022（5）.二是以数字化赋能社区治理。数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社区治理主体对风险进行精准预判。在技术的加持下，社区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获取信息的渠道得以拓宽，信息传递的链条得以缩短，且传递过程减少了信息失真与损耗，社区治理主体在第一时间所能获取的用于研判风险的数据量级大大提高，使治理主体能够迅速、精准地识别出有待处置的风险，提升社区韧性。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跨层级、跨部门、跨功能的沟通和协调成本大大降低，治理资源能够实现迅速配置，治理系统冗余度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提升，进而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危机和风险，这也是社区韧性提升的表现。数字技术的运用还有助于社区治理主体在决策及执行过程中对方案进行不间断的跟踪及效果评估，根据评估对方案进行实时动态调整，执行过程由此极具韧性。（六）以情感化方式培育邻里文化共同体针对城市社区居民的“原子化”问题。应探索从文化层面加强社区韧性建设，以小区为单位形成文化共同体，传播防灾减灾知识，建立互帮互助的邻里秩序，让民众面对风险时以客观冷静的心态和团结互助的文化应对风险。首先，要凝聚社区集体记忆，挖掘和整理社区故事和趣事，制作社区电子相册和社区小视频，通过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营造生动活泼、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其次，社区党组织要发挥组织优势，整合现有资源，如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组织，根据各自的特长和优势组织居民建立志愿服务团队。再次，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构建社区韧性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可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发动等形式，吸引更多居民参与事关切身利益的社区事务的协商工作，在强化情感纽带的基础上，促进居民的交流与沟通，培养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情感认同。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可以显著提升社区抵御灾害的意志力和行动力，弱化风险对社区社会结构的冲击，有助于灾后秩序的恢复和重建。129责任编辑：赵春燕Copyright?博看网.AllRightsReserved.
篇八：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篇九：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类型化研究
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城市边缘社区的治理困境?
马超峰,薛美琴
摘
要：产权是理解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解释社区治理的重要视角。基于产权与社会黏合剂两个变量，将城市边缘的南京小河社区分为商品房、村改居、小产权、出租房等四种不同的社区空间类型。社区内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的差异，形成了社区治理困境与治理绩效改进的路径依赖。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在社区内存在U型的互替与互补关系：产权强度稀释着社会黏合度的积累，而基于产权基础上的社会黏合度又强化产权的强度。因而，协调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之间的张力是政府实现其权能的关键，而协调三者间的关系是改进社区治理绩效的核心。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产权；社会黏合度；政府权能
1问题提出
城乡结构的变迁与城市空间的再造，使社区成为城市管理的细胞，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得社区结构更加复杂，社区发展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1]。大城市的边缘，户籍主导的二元身份格局在资本与市场的冲击之下，变为多元的阶层身份格局。面对不同治理对象所形成的异质性诉求，多中心的治理格局却消解于资本和维稳的逻辑之中。纵向维度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与横向维度的社会黏合不足，形成了社区治理中的困境。而基层政府行为与社区回应的不同逻辑成为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根源[2]。在社区之内，随着自有房权时代的到来，城市居民不仅拥有了真正的自主空间，而且拥有了相应的经济权益，滋长了居民的产权意识[3]。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4]204。因而，产权结构取决于现实社会中信息、资源、机会、风险的分布状况和分配机制，而在产权基础上建立的关系正是应对或突破这些环境条件约束的结果[5]。
可以说，城市社区治理的展开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产权变革而来。产权变革与城市空间扩展相伴，而城市空间的生产能力又与权力集中度相关[6]。作为增长极的大城市，既是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力，也带来了复杂的分配问题。已有对社区治理的讨论，主要是参与逻辑下，信任培育与自治能力的提升。治理的内核缺少深入的解析：参与的内在动力与持续性因素往往是这类议题讨论中的不足。本文以产权视角来理解城市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以南京小河社区为个案，通过描述
其产权的变革与分类，理解社区治理的困境，并探讨未来社区治理的出路。
2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社区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社区治理的文献谱系中，国家与社会间的角逐是治理研究的主线：由社会对国家衍生出来的“参与-自治”逻辑一直是研究中的重点；相反，从国家对社会衍生出来的“改造-嵌入”逻辑则一直是治理反思的焦点。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共同体-社会”与“自组织-国家干预”的二维坐标解释框架[7]。在社区治理中引入产权视角是本文的边际贡献。产权并非单一独立变量，虽然产权的法理依据不断强化，但发展中的“变通”与“串谋”往往形成复杂而多元的产权格局。
2.1已有社区治理研究中的两条解释路径
从治理维度来看，社区治理包含两条路径：一是围绕“改造-嵌入”而展开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社区治理体制是社区治理的元问题[8]，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9]视角来检视社区治理中的乱象，从而破除自治与参与的双重困境[10]。与此同时，多角度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则是这一研究路径的能动取向：将专业社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嵌入原有的行政社会工作[11]，以及对旧有社会组织资源的重新激活[12]和专家参与其中对其进行有效制度设计与绩效评估。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不过是基于“嵌入”视角的资源干预与组织激活。
而社区治理研究的另一层面则是围绕“参与-自治”而展开的社会性激活。参与一直被认为是社区治理的内核，而参与机制则是激活自治的法门。无论是对共同体、现代社区精神[13]的关注，还是对传统社会的再解读以及对传统资源再造的关切，其目的在于重新激活人们的参与热情，实现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但现实中的参与逻辑，却并非能够以“共同体”精神来支撑整个治理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往往是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14]。将社区精神重新纳入到治理的整体框架，对社会资本投资[15]与可治理邻里空间的再造[16]成为新的解释进路。因此，对于参与行动而言，不仅需要一定的精神，更需要激励相容以及可治理、可持续的参与机制。
总之，已有对社区治理的研究，虽存在视角上的差异，但其内在治理取向上却存在相似的共识：“赋权”于社区，形成有效的参与动力，构建持续的参与机制。不同点则在于赋予社区资源的来源与渠道。研究中的不足，主要是治理的微观机制解释乏力，多元主体衍生出来的多元困境缺少更加微观化的解释框架。
2.2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社区空间的类型划分
一定程度上而言，城市化的过程是产权不断明晰的历程，也是城市社区治理展开的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对社会的切割以及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反噬，形成了多元治理的格局。城市化不仅在空间上不断重组与改造，而且个体身份也
被重新塑造，并形成差别化的公民身份[17]。以住房市场改革为例，虽然改革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体而言住房私有化仍是一项相对平等、惠及大众的政策[18]。产权不断获取与明晰，并在城市社区具有了普遍意义。改革既促使个体产权不断强化，也形成了社区治理困境。业主维权的兴起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结构性产物[19]。与此同时，社区内的不同主体与空间互动，空间、人口、组织三个要素的相互组合产生了纷繁复杂的社区性[20]。产权不断复杂化，参与结构异质化。复杂的产权结构下，社区治理与其说是激活参与的热情，毋宁说是整合参与的偏好。
城市化进程中，既有对旧城的改造，也有新城的扩张。不同空间的生产逻辑，形成了不同的产权结构。在房屋商品化、居住空间分化、中／高档社区日渐增多等社会变迁新趋势面前，试图用同一套治理标准来治理不同类型的社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持续性值得进一步观察。将复杂的产权结构，借助空间视角进行类型化分析，能够进一步理解社区治理困境。分类有利于更加细化的理解行动环境，从而准确的把握行动本身。吴莹等曾借助“制度影响力-文化影响力”的分类模式[21]对社区进行有效的划分，来理解不同空间之内人们的生育观念差异。本文以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为分类依据，将社区划分为四类不同空间。
所谓产权强度，正如Alchian所言：产权的强度是由实施它的可能性与成本来衡量，这又依赖于政府、非正规社会行动以及伦理与道德规范[22]。同一社区之内，由于房产的拥有模式不同，因而产权强度也不相同。所谓社会黏合度则是由乔恩?埃尔斯特的社会黏合剂（thecementofsociety）概念演变而来。正如埃尔斯特所言，基于互动频数而形成的凝聚力指数，是衡量社会黏合剂的重要指标[23]266。基于上述两个维度，将社区划分为四类不同空间。由于不同的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形成了不同的治理困境。借助小河社区的个案，来理解以下假设，从而进一步明晰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困境与张力。
表1“产权-社会黏合”的空间分类
高
低
度，然后又强化社会黏合度。
假设2：当产权强度较低时，借助社会黏合度来强化产权强度，从而进一步强化在治理中的立场。
假设3：产权强度越大，治理中对程序的要求越高，社区治理中更加关注程
3产权强度
高
Ⅰ
Ⅳ
低
Ⅱ
Ⅲ
社会黏合度
假设1：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之间呈U型结构。产权强度先稀释社会黏合
序问题。而社会黏合度越高，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就越丰富，社区治理中更关注治理的议题问题。
3城市边缘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张力：南京小河社区的个案
社区再造过程中，两种力量（政治性力量／市场性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既是重塑社区空间的关键，也是影响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的主要因素。所谓政治性力量，即社区空间改造中介入的政府力量，如企业选址、行政规划变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而所谓市场性力量，即市场化的商品房建设、居民自主建房以及外来人口的流入等。在此期间，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并非是静态存量，而是动态变迁的流量，两者间的交互形成了复杂的产权结构与多重的治理困境。而在大城市边缘，上述特征更为显著，并形成治理体制双轨化、治理范围村落化、结构两栖化、职能叠合化[24]以及社区区别性治理[25]格局。
3.1小河社区的空间展开
小河社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边缘，属丘陵山区，改革前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现有的小河社区是1998年两个行政村（小河、茶山）合并而来，2003年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政治性力量对于社区空间生产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前，某国有企业选址占用社区部分土地；二是改革之后，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村改居以及道路规划。相比于改革之后，改革前产权意识不足，空间展开并未带来社区治理的压力。由于国有企业土地占用会给部分居民带来工作机遇，而这种机遇在计划时代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居民梦寐以求的发展诉求。改革后，产权意识的提升使得空间变革不断复杂化。空间之内产权的不断明晰，使治理成为政治性力量变革的主要问题。
其次，行政区划作为一种空间切割力量在改革前主要是一种政治性的管理模式。规划调整的内容主要以行政单位展开，居民空间认知基本上被政治认知所覆盖，产权是居民避之不及的私念。改革之后的行政规划转变，不仅是管理归属变革，还是产权不断明晰与强化的过程。改革后空间变革的复杂性也远高于改革之前。通过村改居，原有村民小组变为居民小区（其中包括小河5个村民小组以及茶山5个村民小组）。虽然居住形态上并没有改变，但户籍由农业户籍变为农转非户籍，主要分布在社区内五个区域。另一个较为突出的政治性力量则是城市干道的修建，这一转变冲击了原有社区的空间格局，改变了社区内地租结构，人们对于土地价格的预期攀升。城市干道的修建，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资本进入小河社区的闸门。
就市场力量而言，社区再造就是产权变革与居住模式的改变。改革前的小河社区由于地处大城市边缘，与传统农村居住模式相似。改革后，社区经历了两种模式的空间变革：一是集资建设改善居民、职工居住环境的传统单元房（小产权），二是开发商主导的商品房开发。产权不断的嵌入空间之内，空间也不断的商品化。对空间表征的建构使得政府成功地将原本具有使用价值的居住空间改变成了以交换为目的的抽象空间[26]。在产权不断商品化以及法理依据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小河社区的空间逐步呈现多样化、碎片化的趋势。此类改造形成10个居民小区（其中7个小产权房，3个商品房）。
与此同时，城市边缘社区成为外来人口的聚集之所。小河社区紧邻南京某开发区，吸引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3.5平方公里的小河社区，现有常住本地户籍人口6000余人，而流动人口则达7000多人。在资本和政治所形成的空间间隙之内，外来人口在租金意义上，形成了自身的寄居空间。任何一个“社会存在”在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同时生产出来自己的空间，它就是一个古怪的实体[27]53。这一“古怪实体”基于产权的使用维度，生存立场的道德观念，形成流动的“隐形社区”。他们逃避各种压制并自我剥削在狭窄的空间之内，积累着生存和发展的资本。
3.2小河社区的类型与特征
政治与市场力量再造了大城市边缘的社区，从居住空间特征来看，小河社区空间可分为四类：商品房社区、村改居社区、小产权社区、出租房社区。四类社区空间形成的主导动因各异，因而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也各不相同。首先，对商品房社区而言，空间商品化的交易形成了陌生的社区，其形成的动因主要是市场力量。产权具有高强度的法理依据，但社会黏合度较低，其治理的困境在于程序导向的合约落实问题。
表2不同社区类型的治理特征与困境
社区类型
商品房社区：Ⅳ
村改居社区：Ⅰ
小产权社区：Ⅱ
出租房社区：Ⅲ
其次，对于村改居社区而言，空间生成主要是政府管理力量的变迁。空间改变仅是管理模式与身份特征的转变。社区深层次特征依然与传统社会相连。但市场力量对空间价值的激活，使城镇居民住宅的“产权构成”与居民财产权利相关联[28]。产权激活了居民对社区的再认知。在高黏合度基础上，社区治理困境是议题导向的合作问题。所谓议题导向的合作是指：在社区治理中参与的活力与动力较为充分，但缺少较好的合作议题。
第三，小产权社区是小河社区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在市
5主导动因
产权强度
社会黏度
治理困境
绩效评估
市场力量
政治力量
政治力量
市场力量
高
高
低
低
低
高
高
低
合约困境
程序导向
合作困境
议题导向
合约困境
议题导向
管理困境
结果导向
场化初期的变通行为。社区内结构较为复杂，既有以本地居民为主的社区，也存在外地居民与本地居民混住的社区。由于存在时间较长，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黏合剂。但“小产权”这一法理依据较弱的模糊产权结构，形成了参与上的不足。因此该类社区的困境在于，社会黏剂主导下议题导向的合约困境。
第四，穿梭于三类空间之内的流动人口，他们常常被城市中产阶级视作粗鲁不文明之人[29]，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将其排除在社会治理的视域之外。出租房这样一个散而隐的社区也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治理的框架之下。就其特点而言，其存在是基于市场力量的助推，产权强度建基于使用权维度；社会黏合度因流动而稀松，但在不断扁平化的社会之中，“共享的政治文化”正以道德主义消解法律主义[30]。结果导向参与，但持续动力不足，管理困境是该类空间的治理难题。
3.3小河社区治理的内部张力
产权强度决定着产权实施，产权实施又与社区治理绩效存在关联，是政府代理下的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或者社会规范）与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函数[31]。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间的张力，形成了社区治理绩效变迁的复杂性。在市场化力量介入早期，巨大的市场利益肢解着小河社区内的社会关联。村改居与小产权房分配过程中的产权博弈，挑战着社区旧有的治理格局。产权分配中的“关系”恶化了治理中的程序正义，产权分配中的不公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难点。产权作为市场力量对社区的肢解，“脱嵌”的社区结构又难以应对公共性议题。合作成为新治理的基本导向，培育社区黏合剂成为社区治理的重点。但在治理过程中，产权成为一个重要的起点。产权强度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黏合剂提升的基础，而社会黏合剂又进一步强化了产权的公共属性。
高强度产权的原子化结构，是商品房小区的基本特征。对公共空间的漠视成为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症结所在，较低的社会黏合度导致较高的集体行动成本。小河社区中的商品房社区只能通过提升社会黏合度来提高社区内的治理绩效。而在村改居社区中，由于空间内具有较高的社会黏合度，形成有效集体行动的成本较低。但社会黏合剂往往建立在能人政治与宗族力量之上，高强度社会黏合剂有时对产权强度又具有稀释效应。此外，流动人口的社会黏合度因议题而积聚，缺乏有效的与其身份相匹配的产权强度。可以说，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在社区治理内部的相互借助，形成复杂的治理张力。产权与社会黏合剂有时呈现互补效应，有时又呈现互替的格局。
4产权-社会黏合剂-政府权能：城市社区治理的拓展
无论是体制创新还是参与自治，政府都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借用查尔斯·蒂利“政府权能”概念，在“产权-社会黏合剂”解释机制中加入政府变量，来化解社区内治理的张力。可以说，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角色以及功能定位
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究竟是将政府在微观层面的干预赶出社区，为社区自主发展腾出更多空间[1]，还是政府是否强势并不重要，治理能力上乘才是社会真正期待[32]。社区治理的讨论最终落脚点在于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33]之间的权衡。
图1产权-社会黏合剂-政府权能的社区治理解释
4.1强化产权法理依据，建构社区治理的法治基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同事在设计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制度与发展分析框架时发现：社区的产权结构、产品属性和社群属性等是影响社区治理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34]。产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变量，而且与社会治理密切相连。虽说个人产权不断明晰，开放的公共空间消失对自治是个致命的打击[35]347，但基于产权之上的财产权关切却是社区治理中参与的关键动力。明晰产权虽然分化着社区内部的关联，但却是未来产权合作的基础。没有明晰的产权，不仅会削弱参与中的话语权重，也难建构有效参与的激励机制，更谈不上由“产权”向“公民权”的转变。
4.2增强社会黏合度，培育社区治理的持续动力
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和形式上的重组是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社会关系在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与不确定的时间中穿越。脱域成为可能，其内核是信任。一旦出现信任危机，脱域后就产生了一个失控的世界[36]18-25。积极引导社会黏合剂的形成是激活居民参与热情，也是黏合社会的重要手段。黏合也就是再组织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明晰参与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则需要关注参与者之间的勾连。有效的组织是社会黏合剂培育的关键，再组织的过程不仅需要关注议题的辐射半径，还要关注再组织过程中的程序正义问题。四类不同的社区形态，由于黏合剂的强度不同，因而再组织的深度也各不相同，因此政府权能发挥的空间也不相同。
4.3协调产权与社会黏剂之间关系
产权强度是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而社会黏合度则是社会力量的延伸。有效的引导与强化，不断协调二者之间的张力，形成良性的治理空间是检验政府权能的试金石。社区空间的细碎化与复杂化是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和职能转变的有利窗口期。对于社区的有效治理，关键在于对空间的优化，而优化的关键在于协调产权强度与社会黏合度之间的张力。可以说，产权强度是基于个体视角的参与动
力，而社会网络则是一个团体概念。个体的参与动机与个体利益／权利相连，在产权强度的支撑之下形成了不同的参与动力。而社会黏合剂是一个相互协调的合作网，黏合在网络之中的个体往往需要协调自身与团体之间的合作成本。因而，政府权能的效力就在于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弥合社区空间内的断裂。正如克里夫·格尔茨曾指出，“那些表面上的高度集中化正是制度上的高度离散化”，就像象征性的高度集中是为了平衡“硬”权力的不足[37]132。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政府权能需要协调“硬”的产权强度与“软”的社会黏合度。
5结论与讨论
制度变迁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互动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不同群体享有不对等的公民权，就极易形成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将成为制度变迁的推动力[38]。因而，城市治理中的冲突也必然成为城市治理绩效改进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何种视角来理解城市治理中的困境，是解决治理困境的关键。可以说，“产权-社会黏合剂”视角的引入是基于城市边缘社区的复杂性而展开，也是对边缘社区更为细致的观察。这种视角可以将社区进行有效分类，并探讨其内部更加微观化的治理机制。通过对社区空间生产力量的溯源，厘清拓展空间的两种力量，通过产权强度、政府权能以及社会黏合度来进一步理解社区内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分析是“国家-社会”视角的微观化观察，也是对社区治理困境的进一步解析。
中国社区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社区组织的初始类型；但无论什么样的起点，要实现社区的良性发展，必定要在发展过程中动态调整，吸纳和整合其他力量和资源，方能实现国家与社会在社区层面的协同共治[39]。但这样一种趋势，既形成对国家权能的高度依赖，也形成对社会力量的高度期待。在事实层面所看到的，却是社区的进一步区隔。协同共治面临多重逻辑，内部差异形成不同挑战。治理的起点与重点需要得到重新的认识，一个可能的逻辑就是以产权强度为起点，寻求社会黏合度的重构以及政府协调二者之间的张力，最终形成三种力量协调发展的治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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