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具体而言，褒贬史学是包括表现形式、书写原则、重要理念与核心精神等四个相联结的层面的整体，不仅仅体现在一部或几部史籍之中，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学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关键词：褒贬史学；经世史学；春秋笔法；直书；曲笔
作者简介：常征江，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天津300383）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1.017
中国古代史学的源远流长和枝繁叶茂，在世界学术之林久负盛名，而支撑中国古代史学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古代史学传承中形成的若干优良传统。褒贬史学传统即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中产生并不断成长的优良传统之一。对于褒贬史学传统的出现和发展，前贤多有论说。①但是，对于褒贬史学传统功用的评价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识。②因此，本文拟对褒贬史学传统做一番整体性考察，既丰富我们的史学认识，也有利于我们对它进行“扬弃”，服务于当今时代。
一、褒贬史学释义
所谓褒贬史学，指的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中一类较为独特和重要的史学活动和理念，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參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褒贬史学”一词，并非笔者生造，而是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意识到相关的一系列史学活动和思考用该词来概括是恰当的；把它作为一个论题提出来，有助于我们加强对相关史实及其关联性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史学意识，更好地总结史学遗产。
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一种直接体现。孟子对“事”“文”“义”的区别和“乱臣贼子惧”的判定，赋予孔子删定《春秋》这件事以全新的价值，“春秋笔法”“春秋义例”“春秋大义”等理念此后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韩愈说：“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①这种论断，一方面肯定了“春秋笔法”对于古代褒贬史学传统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明显的错讹。其实，春秋笔法强调微言大义、微婉其辞，隐晦地表达著史者的爱憎褒贬，而褒贬史学在发展中已经突破了这些限定，褒贬史学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相应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彰善瘅恶”，而是具有了规训、教育和辨别、指引等功能，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春秋笔法指代褒贬史学。如果我们进一步分说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说明：第一，春秋笔法是褒贬史学传统的源头，它对著史的限定性要求及所形成的体例是构成褒贬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褒贬史学传统与春秋笔法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春秋笔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史学的走向与品格，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褒贬史学包含在经世史学之中。经世史学的要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二是通过历史撰著进行社会教育或曰道德教化。至于把史学直接用于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或含沙射影，或颠倒黑白，那就不是史学的正途，已经不能称其为经世史学了。经世史学包含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鉴戒史学，另一个就是褒贬史学，它们共同体现着史学经世的功能，两者之间既密切相关但又各有特点。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时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②这番话表明司马光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为君王提供历史鉴戒，因此选取有关国家和人民的事件编排在一起，便于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司马光也提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③这涉及褒贬史学与鉴戒史学的关联与不同。“嘉善矜恶”体现的是史家对历史上人事的评判，是具有教育功能的褒贬史学；“取是舍非”则说明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具有指引功能的鉴戒史学。两者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鉴戒要明确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褒贬史学为这一取舍提供了依据。
褒贬史学也不同于现代话语系统下的历史评价。首先，“历史评价中两大基本类型为事功评价与道德评价，它们分别代表了评判历史中的人与事的技术性与伦理性视角”，④中国古代褒贬史学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与事的道德评价，依据的是儒家伦理思想，因此，褒贬史学不能涵括历史评价。其次，褒贬史学也不能与历史评价中的道德评价画等号。褒贬史学不仅包括现代话语系统下的道德评价，而且对于如何在史书中实现道德评价还有一套相关的体例或模式，这是道德评价所不涉及的内容。
二、褒贬史学的表现形式
（一）“一字褒贬”
语言文字本身即带有感情色彩，人们会用不同色彩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受与倾向。现代语法中对于词汇做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词等的区别，即是对这种现象的归纳式总结。在史学的实践活动中，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需要通过文字这一介质完成对业已逝去的历史上的人与事的记载。显然，历史记载不等于历史本身，而且历史记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全部的历史做出巨细无遗的完整记述。著史者总是会从自身的立场与需要决定哪些人和事情需要记下来，这种采选史事的现实已经包含着一层著史者的主观体验，而当著史者用文字把他认为重要的人与事书写下来时，他所使用的文字本身的感情色彩则会更进一步体现出著史者的主观评判。褒贬史学中之“春秋笔法”正是这一现象的体现。
春秋笔法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史学实践中，体现着史官的价值评判。它的内容不仅仅包括为后世所称道的“一字褒贬”，但是“一字褒贬”却在后世的褒贬史学传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谓“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①通过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去描绘历史上的人事，表现著史者对笔下人和事的评判，这种做法在后世也被称为“书法”。吕思勉就认为：“史家讲书法，起于欧阳公之修《五代史》，而大成于朱子之修《纲目》；然其由来实甚早。《汉书·文帝纪》：十年，‘将军薄昭死’。《注》引郑氏曰：‘有罪，故言死。’后元年，‘孝惠皇后张氏薨’。《注》引张晏曰：‘后党于吕氏，废处北宫，故不曰崩。’姑无论作《汉书》者有此意与否，而注家则确已有借书法以为褒贬之意矣。”②吕思勉意识到书法与史家褒贬的联系，而且强调了《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纲目》两者是讲求书法以体现褒贬史学的代表作，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见解，只不过他认为在《汉书》的注文中才见到这种书法的影子，似乎过于谨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