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斯-乌里希·韦乐是德国批判社会史学派（或称“历史社会科学学派”、“比勒费尔德学派”）的领军人物。这位运动员出身、把历史研究与写作当作体育生涯之继续的历史学家不仅在德国史研究领域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述，而且通过对德国历史科学与政治文化传统的尖锐批判为德国历史科学的现代化以及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民主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韦乐具有非凡的政治勇气，也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其晚年在政治上与学术上出现了令人费解的保守倾向。
关键词：德国社会史学派；历史社会科学；德国史学史；汉斯-乌里希·韦乐
2014年7月5日至6日夜间，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汉斯-乌里希·韦乐（Hans-UlrichWehler）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在比勒费尔德与世长辞，享年83岁。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乐生前好友于尔根·哈贝马斯（Jargen Habermas）7日撰文回忆，5日当天，韦乐只是想短暂地离开他的书桌到市里去一趟，他身体感觉很好，与以往一样有着许多工作计划。但心绞痛突袭而来，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医生马上进行了抢救手术，但韦乐再也没有从手术的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估计人们是在6日清晨才发现，这位著名的学者已经在夜间离开了人世。
韦乐的突然去世，犹如德国学林一颗大树的轰然倒下，在德国学术界、政治界与舆论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在他去世后的几天内，德国主流媒体纷纷发表悼念文章，追溯其一生杰出的学术成就以及社会影响，德国总统高克对他为德国社会政治文化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在德国互联网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韦乐生前的近况。在2013年拍摄的、他去世后多处网页上可见的遗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一向生龙活虎的学者脸上令人震惊与担忧的病容与老态。进一步的搜索显示，原来韦乐在2011年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脑中风，后经及时救治才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工作能力。康复后韦乐还到医院扮演过一次预防中风宣传的“模范病人”角色，以现身说法敦促其他病人经常检查身体。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疾病，仍然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学术界与舆论界，马不停蹄地写作、出版与参与公共辩论。在他去世后众多的纪念文章的网页丛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关于他将于10月12日在布伦瑞克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多佛·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行对话的活动预告，但死神无情地中止了他满满的日程表。
韦乐是德国批判社会史学派（“比勒费尔德学派”、“历史社会科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德国“整体社会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的提倡者与实践者。他一生著述丰富。比勒费尔德大学韦乐个人网页显示，他共出版专著与论文集30多种、主编文集60多种，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丛书与杂志200多册。就在最近两年里，他还出版了两本论文集《新的再分配——德国的社会不平等》与《德国人与资本主义——历史文集》。韦乐一生赢得了众多荣誉，这里仅提及最重要的几种：1997年荣获联邦德国一级荣誉勋章；1999年成为美国历史协会外籍会员，是第八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德国历史学家，前七位先后是兰克、蒙森、梅尼克、施纳伯尔（Franz Schnabel）、黎特（Gerhard Ritter）、费歇尔（Fritz Fisch-er）、卡尔·波色尔（Karl Bosl）。2004年获得柏林一勃兰登堡科学院的最高荣誉“赫姆霍尔茨奖章”，2006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名誉院士。他获得的最后一次荣誉是莱辛评论奖，颁奖日期为2014年5月11日。
韦乐于1931年9月11日出生于弗洛伊登贝格（Freudenberg）的一个商人家庭，祖辈是因宗教迫害从西欧流亡到德国的胡格诺教徒。1933年随父母迁徙到科隆附近的古莫斯巴赫（Gummersbach）。在这里，他与年长两岁的于尔根·哈贝马斯一起长大。少年时代，两人也与其他德国儿童一样被组织在纳粹的“少年团”（Jungvolk）里，哈贝马斯为小组长，曾给经常缺席操练的韦乐发去督促纸条。二战开始后，韦乐的父亲应征服役并一去不复返，阵亡在战场上。二战末年，韦乐参与了科隆遭盟军轰炸后的灭火与废墟清理工作，还参加过保卫家乡抗击美军的战斗。纳粹德国覆灭时，韦乐还不到14周岁，但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与经历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个影响韦乐一生的重要因素是其运动员生涯。据韦乐自述，在他撰写博士论文之前，脑子里其实只有自己的400、800米中跑比赛。1949年秋，刚刚度过18岁生日的韦乐获得了刚刚成立的联邦德国的第一个中跑冠军（后又获得大学生运动会冠军），首任联邦总统霍伊斯在颁奖时鼓励他说，“你继续为共和国好好跑吧！”一个优秀运动员自强不息、争强好胜、勇于挑战的品质陪伴着韦乐的终生。
1952年，韦乐在科隆大学开始学习历史与社会学专业，同年6月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到美国俄亥俄大学留学。美国民主的政治文化、自由的学术氛围开始影响韦乐的思想与研究工作。奖学金结束后，韦乐没有规规矩矩地回到德国，而是在美国打了半年黑工，做过焊工，还从底特律为汽车公司用卡车将刚出厂的新车运到加利福尼亚，直到在1953年11月被美国外交部发现并勒令在规定时间内登机离开美国。他那桀骜不驯的运动员性格初露端倪。1960年，韦乐在著名历史学家特奥·席德（Theo Schied-er）的指导下在科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社会民主党与民族国家1840—1914》，但论文还没有多少创新之处，研究方法与观点还是在传统范围之内。韦乐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是其教授资格论文《美帝国主义的崛起1865—1900》。为收集资料，韦乐于1962年夏至1963年底再次访问美国。在此期间，他认识了纳粹时期流亡美国的德国历史学者汉斯·罗森伯格（Hans Rosenberg），也开始了解到1933年在美国去世、年仅31岁的德国历史学者埃卡特·克尔（Eckart Kehr）的反传统研究成就。在他1964年完成的教授资格论文中，韦乐一反传统史学就外交论外交的研究方法，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是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进入全球市场的通道。韦乐遭到了科隆大学保守派的抵制，他们认为韦乐无礼冒犯了西德的第一号盟友，教授资格论文未能在评审委员会通过，33岁的韦乐遭遇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大危机。是恩师席德给了他第二个机会，帮助他延长了两年助教合同，并要求他在两年后再交上一篇新的教授资格论文。韦乐为此又从美国史返回到德国史，从美帝国主义转向德帝国主义，在两年内完成了新的教授资格论文《俾斯麦与帝国主义》。但新的教授论文坚持内政决定外交的观点，并且把俾斯麦写成了受局势摆布的历史角色，这同样是捅了传统史学的“马蜂窝”。在1967年举行的评审会议上，新的教授资格论文再次被否定。最后因席德的建议，以“克劳塞维茨与从绝对战争到整体战争的发展”为题，进行一次考试性研讨会，但在会上韦乐又受到了保守派教授的刁难，只是在席德的力挺下勉强获得表决多数，通过了考试，获得了教授资格。
此后韦乐一边任科隆大学编外讲师，一边到处申请教授职位。但在此过程中，韦乐也是处处碰壁，先后申请了13次都无功而返，直到1970年才在柏林自由大学申请到讲授美国史的教授职位。当时西德的大学生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柏林自由大学是当时学生运动进行得最轰轰烈烈的学府，这也是韦乐在此申请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据韦乐后来回忆，他自己与左倾学生运动之间其实存在着不小的隔阂。与20岁左右的大学生不同，60年代末的韦乐已经年近不惑，身负养家糊口的重任。其次他已经在美国留学与工作过三年，对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与认同，在政治思想上不可能激烈反美。而在学术思想上，韦乐又深受席德的影响，不仅熟读马克思的著作，更是重视韦伯的科学理论，能够带着韦伯的眼光来读马克思。在课堂的辩论中，激进的大学生显得十分稚嫩，根本不是韦乐的对手，当有学生用某一马克思语录发起进攻时，韦乐总能及时举出另一更有说服力的马克思语录予以回击。
韦乐对左倾学生运动的厌倦也体现在：1971年，在刚到柏林自由大学任教一年之际，韦乐就接受了北威州政府的邀请，远离了西柏林这一喧嚣的学运中心，来到僻静的西部小城比勒费尔德，协助建设一所新型的“改革大学”。当时比勒费尔德大学邀请以倡议开展社会史研究而闻名的海德堡大学教授康策（Werner Conze）前来筹建以社会史学科为中心的历史系。康策不愿离开海德堡，但其同事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接受了邀请。在科塞勒克的策划下，比勒费尔德大学成功邀请到韦乐前来加盟。从1971年任教到1996年退休，韦乐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工作了整整25年，虽然以后有多处聘请，但他都没有动摇。很显然，这是出于既现实又有远见的战略考虑。处处碰壁的求职经历，使韦乐感到西德史学界保守派阵营的壁垒森严。而自由开放的柏林自由大学又深受左倾学生运动的干扰，使他难以实现自我的学术设想，在此不利的学术环境下，不如到一所新建的大学建立自己独立的学术根据地，组成自我的学术团队，创建自我的出版工具，向史学界的保守派发动进攻，同时树立有别于左倾学生运动的左翼历史学派。
在离开西柏林前往比勒费尔德之际，韦乐对自己心目中追求的历史科学已经是胸有成竹。如前所述，在美国访学期间，他认识了在纳粹时期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裔德国历史学者汉斯·罗森伯格。自流亡美国以来，罗森伯格深刻反思德国走上纳粹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源，致力于对反民主的普鲁士与德国政治传统与精英的批判，同时摒弃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传统，尝试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德国历史上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罗森伯格的代表作《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中欧的经济发展、社会与政治》运用了经济学家孔德拉切夫的“长波段”理论，试图论证俾斯麦时代的经济大萧条的存在及其对德国政治与社会的重大影响。虽然这本著作还有许多缺陷，但它在方法上对韦乐等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韦乐的两篇教授资格论文《美帝国主义的崛起》与《俾斯麦与帝国主义》就是在此书的影响下写成的。另外，也如前所述，通过罗森伯格，韦乐也了解到其他在纳粹时期流亡到美国的德国历史学者，特别是1933年到达美国后不久病逝的埃卡特·克尔。克尔于1927年以一篇题为《战舰制造与政党政治1894—1901》的博士论文激怒了德国史学界的保守派。该论文一反“外政优先”的史学传统，揭示了帝国时期国内利益集团与政党对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内政优先”的主张。论文发表后克尔受到德国主流史学的排挤，在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赴美后不久就因心脏病客死他乡，身后被德国史学界遗忘。可以说，韦乐在罗森伯格与克尔身上找到了新型历史科学，即“历史社会科学”的雏形与先驱。这种新史学注重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联，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并对德国保守政治传统与精英开展批判性清算。自60年代中期开始，韦乐逐步编辑与出版克尔、罗森伯格以及魏玛共和国时期被史学主流边缘化的自由民主派历史学家（如Arthur Rosenberg，Veit Valentin，Ludwig Quidde等）的著作，首先出版的是克尔的博士论文以及论文集。
到比勒费尔德大学之后，韦乐便开始新史学的学科建设。首先，招兵买马，寻找学术界志同道合者，建立自己的学术团队。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是，他在1973年聘请到了刚刚在闵斯特大学获得教授资格、年仅32岁的于尔根·科卡（Jurgen Kocka）。不久，科卡就担任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此后的15年里（1988年科卡前往柏林自由大学任教），韦乐与性格温和的科卡构成了比勒费尔德学派一攻一守的理想搭档。其次，创建自己的出版系列与杂志。1973年，与地处哥廷根的凡登霍克一鲁普雷希特出版社合作出版《历史科学批判研究丛书》（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75年又合作出版新史学季刊《历史与社会——历史社会科学杂志》（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Zeitschrift fu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再次，开展理论讨论与研究，探讨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合作与融合的可能性。为此，韦乐先后在1971—1975年间主编与出版了《历史与社会学》《历史与经济学》《历史与心理学》以及《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等理论性著作，为奠定“历史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做出了广泛的探索与努力。
在此期间，韦乐也从新的学术阵地向传统史学的神圣高地发出了重重一炮：1973年，他出版了在西德史学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德意志帝国》。与传统史学以政治人物与对外关系为重的研究与阐述方法相反，该书首先关注经济、社会与政治结构，政治与外交则处于靠后的位置。在此书中，韦乐阐发了关于德国近代史的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与西欧国家经济与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同步共进不同，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代化进程偏离了这种“正常道路”。在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的发展由于传统精英的干扰却停步不前，未能实现完全的议会民主制。不仅如此，为了抗拒时代的发展要求，维持自己早已过时的统治地位，转移国内矛盾，传统精英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不惜走上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直至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的政治制度与精英对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主义的上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德意志帝国》篇幅并不大，只是一本200多页蓝皮小册子，但因新颖的视角与犀利的分析，一出版就受到历史专业大学生以及年轻助教们的热烈追捧。但它也遭到了传统史学代表人的激烈批评。新历史主义学派代表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认为，韦乐身兼检察官、法官的角色，按照自己的法规对帝国精英作出了严厉的判决，几乎是“特莱齐克再世”，在大学里使用这种偏激、主观的著作作为历史专业的入门书籍简直是误人子弟，是十分“危险”的。
在尼培代那里，韦乐遇到了一位旗鼓相当的新历史主义对手。与韦乐一样，尼培代也曾在学生运动的高峰期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但在学生运动出现极端化后，原本支持大学改革的他转向保守。尼培代也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史学不满意，但认为韦乐对传统史学的攻击走得太远，一些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仍然值得坚持。1983年，尼培代推出了自己的《德意志史1800—1866》，开卷第一句话便是“开头是拿破仑”，然后是一长段以拿破仑为例强调政治人物主宰历史发展进程的论述，与韦乐在《德意志帝国》中的结构主义针锋相对。自此，韦乐与尼培代开始了一场关于19世纪德国历史研究与阐述的高端竞争。1987年，韦乐推出了他的《德意志社会史》的前两册，首册第一部分第一句话（第35页）与尼培代四年前的“挑衅”遥相呼应：“开始无革命”。在方法论上，该书以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为指导，首先是以韦伯的整体社会理论为基础，将社会分为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社会（阶级与阶层）、文化四大部分，另外在每个时段的开篇先阐述该时段的人口结构。其次，以韦伯关于西方近代历史进程理论为指导，论证18世纪以来的德国社会发展历史是各个领域实现逐步合理化（分别表现为政治统治与管理的科层化、经济的工业资本主义化以及精神文化的理性化）的历程。虽然第一、二册有着明显的缺陷，但大气磅礴的格局、对繁杂史实细致入微的把握、无数的参考文献让学界惊叹不已。尼培代也不得不承认，韦乐的新书比《德意志帝国》“好多了”。
韦乐原计划在1989年左右一气呵成《德意志社会史》的最后一册（写到1945年纳粹德国的灭亡）。但事实证明，这一计划实在是太乐观了。在涉及1700至1849年间的德国社会史的前两册出版八年后，涉及1849至1914年的第三册才于1995年出版。又一个八年后，2003年，涉及1914至1949年的第四册面世。到2008年，关于东西德分裂至再统一的最后一册出版。可能的是，1989/91年东德与苏联阵营的解体以及德国的再统一这些震撼人心的历史转折打乱了韦乐的史学构思与工作节奏，花甲之后工作精力的衰退也放慢了他的写作进度。但无论如何，历经20多年的不懈奋斗，韦乐这位中跑运动员出身的历史学者，在他77周岁之际终于完成了他漫长的学术马拉松。《德意志社会史》全书五卷本，正文4900页，注释1200页，参考文献过五位数（韦乐为此专门出了一本工具书）。这部巨著，作为个人的成就，就理论的深度、史实的密集以及两者融合而言，应该是德国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但是，在赞叹韦乐这位史学巨匠的传世之作的同时，人们也为著作中显现出来的种种谬误以及奇谈怪论瞠目。如果说，作者把俾斯麦与希特勒的统治定性为韦伯所说的“魅力统治”，在描述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时过于沉迷于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还可以商榷的话，那么认为二战后联邦德国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应归功于“68-代”的大学生运动，而应该归功于像韦乐那样的“45后”一代，西德初年的经济奇迹应该归功于人们在纳粹时期所受的奋斗精神教育的观点就很成问题了。争议最大的是最后一卷中韦乐对东德的态度，在此卷中东西德所占的比例明显失调。在这里，韦乐激烈的政治立场过度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他对已经灭亡的东德政权嗤之以鼻，甚至怀有刻骨仇恨。他赞成东德作家斯特凡·海姆（Stefan Heym）的观点，认为东德不过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脚注”，是苏联的附庸国，“在任何一方面都失败了”，不值得赋予与西德平起平坐的历史地位。这种偏激的处理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敢闯敢干的韦乐是个从来不怕批评与争议的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80年代“历史学家之争”与近年关于土耳其与欧盟的争论的投入。“历史学家之争”发生在韦乐正忙于其《德意志社会史》前两册收尾工作的1986年。当时，著名法西斯研究专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抱怨，与19世纪初人们对下台的拿破仑的宽容态度不同，在纳粹德国覆灭40年之后，欧洲还是抓住这段黑暗的德国历史不放，使它成为“不能过去的过去”，实在不合情理。诺尔特还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暴行，而且没有“原发性”，是对斯大林的大清洗以及某种“亚洲式的暴行，，的回应，人们应该认可纳粹德国反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功能”。针对诺尔特以及80年代初西德史学界二战史研究方面为纳粹历史进行辩护的倾向，敏锐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立即在《时代周报》上进行了回击，一些左翼自由派的历史学家也出来声援哈贝马斯。在后来的对这段“历史学家之争”的回忆中，人们往往把韦乐放在左翼自由派历史学家行列之首。其实韦乐在争论的高峰期还没有时间介入。韦乐的投入是在其《德意志社会史》前两册交稿后，争论高峰已经过去的1987年。无论从自我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出发，或是出于运动员的冲动个性，还是出于对哈贝马斯的友情，韦乐都不可能对这场论战保持沉默。而且与一般只发表一二十页意见的学者不同，韦乐的大檄文《清理德国过去？》长达100多页，既对诺尔特等人的观点作出了毁灭性打击，也对整个争论的战场进行了总结性“清理”。当然在尼培代眼里，这篇大檄文又是不堪入目的激情表达。为了不影响自己客观冷静地评价韦乐几乎同时出版的《德意志社会史》，他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先将韦乐的小册子压下不看。
与韦乐在“历史学家之争”中的角色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其在20多年后的所谓的“沙拉金争论”中的表现。2010年，前联邦银行高官、保守社民党人提罗·沙拉金（Thilo Sarrazin）在其新书《德国正在自取灭亡》中认为，高素质的德国中产阶级很少生育，而来自土耳其的“智力低下”的底层移民却繁衍得很快，因此德国的前途十分堪忧。沙拉金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观点在德国舆论界受到左派的激烈批判。但一直被视为属于左派阵营的韦乐却站出来为沙拉金辩护，认为他指出了德国社会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其观点中唯一值得批判的是“生物学主义”的解释，底层父母的孩子不一定是低智商的，他们进了大学以后很快也能成为专业高手。问题在于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文化。在韦乐看来，伊斯兰文化是不能被融化的，是与欧洲的***文化格格不入的。因此韦乐也频频发表文章与出镜电视节目，旗帜鲜明地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计划。在听到时任德国总统的武尔夫在纪念德国再统一20周年活动上关于“伊斯兰教也属于德国”的善意演讲后，韦乐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在近几百年来的历史上，伊斯兰教一直是欧洲的敌人。韦乐的这些“右翼”言论让舆论界与学术界大跌眼镜、疑惑不解：即便历史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伊斯兰教与***文化之间的隔阂，作为一贯以来严厉批判德国民族主义保守传统的进步历史学家怎能公开与主张文化融合的联邦总统唱反调，怎能放弃拥抱其他文化的善意，将积极追求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以文化不同为理由拒之门外？
如何理解韦乐从左到右的转变？韦乐无疑是德国保守历史传统的坚定的批判者，但他在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上也充满着矛盾，而直言不讳的性格又使这种矛盾显得尤其突兀。从左翼自由主义或后现代的“政治正确”角度来看，韦乐是许多禁忌的触犯者，与其前卫进步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形象很不相符。其实，就在80年代中晚期韦乐大批诺尔特等人的倒行逆施时，他自身在学术上与政治上已经开始趋向保守了。国际史学界的新发展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加快了这一转变过程。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新史学潮流的保守态度上，除了妇女史、性别史以及布迪厄的习俗理论，其余大部分后现代史学潮流都难入他的法眼。而1989/91年东德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与瓦解，也使他放弃了对这一长期与西方竞争对抗的制度的观望与保留态度。韦乐开始接受苏联模式与纳粹制度一样恶劣的观点。因此，在回忆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时，韦乐对当年的争论以及自我的决绝立场已经毫无兴趣，承认这是一场学术上没有意义的争论，争论的发生是因为当时左翼知识精英对基民盟**科尔取代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民党总理施密特不服气。因为当时苏联阵营还没有崩溃，联邦德国还没有形成彻底否定苏联阵营的大气候，诺尔特将纳粹德国的污点引向苏联的企图还能被哈贝马斯与韦乐等左翼知识精英呵斥住。但在1991年以后，苏联制度的历史地位在德国学术界与舆论界一落千丈，将苏联模式与纳粹德国明确分开，坚持后者独一无二的邪恶地位既没有必要，也难以做到。所以就有了韦乐对东德历史的无情鄙视与痛骂。耐人寻味的是，此时沉寂已久的诺尔特又冒出来迎接韦乐的“向右转”，并指出韦乐向右转的不彻底性：既然如此，韦乐为什么不和他当年一样，在《德意志社会史》第五册中把东德与纳粹德国相互比较、相提并论呢？
而韦乐对伊斯兰教的极度反感来源于苏联解体十年后发生的又一历史性大事件：2001年9月11日，正在希腊庆祝自己70岁生日的韦乐被同时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所震惊。在韦乐看来，这一恐怖事件验证了他的老相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西方文明正面临着伊斯兰文化的全面挑战。由此就有了韦乐对伊斯兰教以及土耳其“进犯”欧盟的“围追堵截”。韦乐观点立场的转变在某些批评者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一位以反民族主义传统著称、对一切保守封闭的旧思想进行过摧枯拉朽式的大批判的激进学者，到了晚年却像鸵鸟一样躲藏在捉襟见肘的文化差异理由后面抗拒文化的融合与全球化进程？我们能说的是，韦乐无疑引领战后德国史学走出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樊篱，走向了西方，但他还没有走进西方以外的世界。
令人欣慰的是，在韦乐最后一次参加的争论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转向右翼。
201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德国史专家克里斯多佛·克拉克推出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过程与原因的新书《梦游者——1914年欧洲是如何走向战争的》，次年该书被译成德文④。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费歇尔争论”以来，德国史学界与舆论界就一战的责任问题达成的共识是，德国对一战的爆发虽然不负有全部责任，但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德国政府向奥匈帝国惩处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做出了“空头支票”式的支持承诺。克拉克则认为，欧洲大国对一战的爆发都负有同等的责任，德国的责任并不比其他国家要大。是欧洲大国共同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些国家犹如一群梦游者，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霸权梦之中，只顾自己的前途与梦想，不顾他国的利益与感情，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及时的妥协，最后碰撞在一起，酿成了灾难性后果。克拉克还认为，就是小国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势力也难辞其咎。克拉克的新书使许多德国人如释重负。对于他们来说，既然挑起二战的责任已经无法推卸，能卸下一战的责任也是一种不小的解脱。因此，这本在英国反响平平的著作在德国受到热烈追捧，在一年内再版16次，售出25万本。当看到几十年来无人质疑的批判史学的成果遭到攻击时，病后大为消瘦的韦乐又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战斗。他撰写文章、参与电视辩论，痛斥克拉克无视几十年来国际史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把一战责任问题的结论拉回到了60年代以前。虽然他在电视辩论时倚老卖老、咄咄逼人，乃至出言不逊，在书评中对广受欢迎的克拉克与闵克勒（HerfrieddMtinkler）的著作一带而过（“不错”，“schon und gut”），而对与自己同一观点的雷恩哈德（Jorn Leon-hard）的著作《潘多拉之盒》则推崇备至（“不可超越”，“unObertrefflich”），显现出明显的偏袒。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感觉到，他们熟悉的那个老韦乐又回来了。他自己也似乎回到了以前的最佳状态。但肌体不可抗拒的每况愈下总归无法承受一位老运动员一如既往的豪情壮志，在离他83周岁生日两个多月的7月5日，他那超负荷工作了60多年的运动员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
无疑，韦乐将作为与兰克、蒙森具有同等地位的历史学家被载入现代德国史学史。他那鲜明的个性、令人钦佩的史学成就将长久地吸引德国与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把韦乐介绍到中国史学界，是我国德国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韦乐不仅应该成为我们努力学习的史学巨匠，把他作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史学现象来研究，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