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和批判精神主要是通过其代表作《史通》体现出来的。其中《疑古》《惑经》篇表现尤为突出。刘知几主要是通过对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古书的怀疑和对孔子治史态度的批判，来表现其史学的批判精神的。
[关键词]刘知几；《史通》；《疑古》；《惑经》
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评论著作，也是其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史通》主要论述是史学的功能和史家的职责和史书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它充分表现了刘知几的治史态度和史学批判精神。陈光崇先生《中国史学史论丛》：“刘知几富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他的《史通》是一部具有战斗性的著作。他不但对于历代‘正史’作了严峻的批判，而且写出了《疑古》，《惑经》的专篇，指责那些神圣的经典，矛盾错误，‘理有难晓’。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在《史通》一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1]其史学批判思想贯穿于全书，尤其在《疑古》《惑经》篇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本文以《疑古》《惑经》两篇为例，来分析刘知几的史学批判精神。
一、对古书进行怀疑，对古书内容不实进行批判
人们了解上古的历史，主要是通过史书的记载了解的。而中国上古的史书大多是“轻事重言”的。“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2] “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着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茶，有如聋瞽。”[3]所以，刘知几反对人们盲目崇拜古书，迷信古书的记载。刘知几在《疑古》《惑经》中，对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尚书》《春秋》记载的内容提出怀疑，并加以批判。
刘知几对古代史书记载的禅让制提出质疑。《尚书》中记载，尧让位于舜，刘知几根据《汲冢琐语》和《山海经》的记载，对此提出质疑。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以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费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4]他认为《尚书》中所谓尧主动把天下让给舜，这种传说是美化了尧舜，掩盖了事实。实际情况应该是，舜先废尧，而立其子丹朱，继而又废丹朱夺取帝位的，“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而。”[5]进而，刘知几对舜禅让于禹也提出质疑，认为不是舜禅让于禹，而是禹把舜放逐了。总之，刘知几对《尚书》的记载并不轻信，他把禅位看成是对丑恶事物的美化，名为禅位，实则篡权。
刘知几对《尚书》中对尧舜的溢美，对桀纣的增恶的记载也提出怀疑。《尚书》中说：“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其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6]显然和“克明俊德”、“比屋可封”是矛盾的。又对指责桀、纣为凶残恶毒的暴君典型予以反驳。在《疑古》中：“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分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7]从这里可以看出，商纣不像古书中所说的那样不堪，要不能有臣亿万人吗？刘知几通过对美化尧舜，丑化桀纣的记载的证实，说明史书的记载并不完全正确。
刘知几打破了长期以来《尚书》、《春秋》等正统儒家经典只能注释，不能怀疑的定律。他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学者所信奉的经典进行了勇敢地批判，而且给予了新的评价：“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8]这就可以看到刘知几在当时封建势力统治强盛的时代而不崇拜古书，不迷信圣人经典，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的精神和他严谨的治史态度。
二、对孔子的怀疑，对孔子的治史态度进行批判
在对古代儒家经典进行怀疑和批判的同时，刘知几还对经典的编写及删订者孔子的治史态度提出大胆的批判。在封建社会里，孔子占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不容怀疑和批判。刘知几在《惑经》中说：“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人以来，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卷。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9]刘知几在当时能客观的对待孔子，既称赞孔子的长处，又认为孔子和普通人一样，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错误缺点，因此在《史通》中对孔子的著述和言论中的不足，提出了批判。
在《疑古》中，刘知几对孔子修史书时，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礼，对统治者隐恶扬善的修史的态度进行批判。“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伐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10]
在《惑经》中，刘知几对孔子不能实录历史进行指责和批判。“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氊白圭，无惭良史也乎？”[11]孔子没有做到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而《春秋》记他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12]还有“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13]孔子没有对史书记载的内容进行考证，只是轻信于人。
刘知几不仅对孔子修的史书进行批判，还对那些不加思考，迷信《春秋》的学者司马迁、左丘明等进行批判。在《惑经》中说：“又世人以孔子故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14]在批判“増美者”的同时，也是对孔子的批判。
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刘知几能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古人。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史学批判是客观的、辩证的，而他的历史观是进步的。但是，却遭到一些崇拜儒家经典的人的非议和反对。“唐末柳璨著《史通析微》十卷，即因“《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得为伪迹，论舛（案：“舛”当为“桀”）之恶为后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因讨论其舛谬，工程五十篇。”明陆深撰《史通会要》，清纪昀撰《史通削繁》，浦起龙撰《史通通释》，或对《疑古》、《惑经》两篇加以删削，或对这两篇加以曲解。刘知几所遇的这些正宗学者的非议，不只不减低他的议论的价值，并且正相反，可以更显出他的‘史识’是跟他的无所顾虑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15]“窃尝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16]刘知几的严谨治史态度和他的史学批评精神为我国后来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2][3][4][5][6][7][8][9][10][11][12][13][14]刘知几.史通.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3][15]白寿彝.学步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
[4][1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
[6]许刚.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4）.
作者简介：王美玲（1987-），女，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中国古代史文化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