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范式”、“硬核”、“保护带”、“科学研究纲领”进行经济学研究，有助于认识不同学派的体系特征，但加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对立，不利于理论共性的借鉴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制度假设和分析工具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关系和体系发展的关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基础和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制度假设和分析工具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创新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果重视和肯定不够；要从经验科学、历史科学和实践科学的本质特征出发，借鉴西方经济学，结合社会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创新。
关键词：范式；硬核；保护带；科学研究纲领；制度假设；分析工具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7-0041-05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科学、历史科学、实践科学。把经济学当作脱离具体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的纯粹科学是一种幻想。经验科学的特性，使经济学广泛地应用数学和统计的工具成为可能；历史科学的特性，使我们能够从社会历史演进的角度理解人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更替与局限；实践科学的特性，增强了经济学通过制度设计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来促进全社会福利的可行性。经验科学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历史科学基础上的规范研究、实践科学基础上的制度和利益研究成为经济学科的突出特征。数量、统计的方法、历史和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抽象的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缺一不可。目前有些学者把西方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的发展趋势，作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标准，忽略其基本制度假设、分析工具及理论逻辑的体系局限性，教条的数学公式成了证明简单结论的包装，大大降低了经济学对复杂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说明能力。数量和统计的方法所增强的只不过是经济实证研究的准确性；但对于社会制度演进和生产方式更替、以及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正确认识，则在根本上是无法通过数学和统计来加以阐释的。唯数学化和模型化的经济研究脱离了具体国情和社会实践，不但不能产生有用的理论成果，而且可能成为推销某些错误主张的工具。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体系创新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经济学“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适用性及局限
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这些术语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范畴。上述范畴及其经济思想固然对于不同学派研究方法及逻辑特征的揭示很有价值，但并不全然科学。国内有些研究仅仅着眼于“范式”、“硬核”、“保护带”所标识的体系差别，忽略了不同经济体系的共性，给不同的学说体系的理论借鉴和发展创新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方福前教授的研究表明有些硬核、保护带和启示法是各个流派共同拥有的，但这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1]。这些方法的使用容易形成对现存理论体系的差异进行简单化的概括和体系差别，而掩盖了它们作为经济学理论学科的共性。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体现得最充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长期论战进一步加深了各自在“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上的差别和对立。“范式”按照其创始人库恩的说法，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即“范式无需可发现的规则的介入就能够确定常规科学”[2]。范式只是科学哲学分析过去稳定成果中科学知识逻辑结构特征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掩盖了不同理论体系在基本原理及学术内容上的共识。同一学科其实有大量内容是共同的；但由于立场的不同，同样的理论可能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而且，在新体系与旧体系之间并非全然是科学取代非科学，库恩指出：“部分由于选择，部分由于歪曲，早期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和所遵守的规则，都被刻画成与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的产物完全相同”[3]。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上也是如此，大量数学和模型化的发展加强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形式而绝不是科学内容。
作为证伪主义的余波，被称为有80%的卡尔·波普尔思想成分和20%的库恩思想成分的拉卡托斯，是卡尔·波普尔的学生。他认为理论是给科学家们提供“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是库恩“范式”的转型。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包括消极的启发即研究纲领中不被质疑的“硬核”和积极的启发即可以被修正的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将硬核假设应用于研究时的规则。拉卡托斯的“硬核”就是指不可证伪或者不能拒绝的公理，放弃“硬核”就意味着整个理论体系的崩溃。“保护带”则是一组保护“硬核”不受经验事实反驳和否定的假设或原理。可以说，拉卡托斯的“硬核”在自然科学中可以被称为是不可证伪或者不能拒绝的公理；但在经济学中其实只是基本的制度假设。接受公有制度假设还是私有制度假设只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关，并不是普遍认可或者不能拒绝的公理。无论是库恩的“范式”，还是拉卡托斯的“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都仅仅是对经济学逻辑体系及其特征的简单概括，与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哪一种经济学更科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在人们把“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与意识形态挂钩的情况下，这些术语的运用，所带来就可能不是促进经济学体系的发展；而是对一个经济学体系的发展和创新形成更大的限制和束缚。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都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在经济学基本原理和规律的认识上，除了制度假设和分析工具的差别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即目的都是全社会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提高，但认为促进目的实现的社会制度和手段有所不同；研究对象也只有经济发展阶段和具体经济问题的不同，以及在具体社会制度下处理这些经济问题的手段之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经济体系具有不同的基本制度假设和符合这个制度假设要求的分析工具；而并不存在“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等等范畴表面上所揭示的形式、术语、范畴、理论框架上的根本对立；同样的形式、术语、范畴、理论框架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说成是“革命的理论”，那是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理论框架中降低和束缚全社会生活水平和福利提高的不是别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凯恩斯的宏观干预政策只不过是对马克思《资本论》宏观经济分析结论的另一种表述，但因为他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提出的，居然成了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即西方宏观经济学倍受推崇。除了制度假设的不同，二者在“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方面的差别，并不能掩盖其理论对策的共性。
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发展与创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通过“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的角度对立起来，动辄“范式危机”，动辄“范式教条”，在“科学研究纲领”的虚名下甚至以“硬核”、“保护带”的形式搞理论体系的教条和封闭化发展；而是要普遍地揭示和发展二者除了基本制度假设和个别分析工具不同之外的广泛联系和共性。运用这些共性和联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现代形式。
二、理论经济学实质上是基本制度假设基础上意识形态和分析工具的统一
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更加强调假设、建立模型、数学证明、得出结论这套程式化的方法；同时它似乎也不要求有一种共同的信仰，即表现出所谓的科学共同体形式，只要自由的个人偏好就好。国内的学者更是强调，接受这套研究方法就要去思想化、去意识形态，所谓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甚至宣扬经济学研究仅仅是“智力上的游戏”。这就是自由的经济学研究，在科学的名义下，与思想都无关，更不要说意识形态了。但事实上他们所传授给学生的所谓现代经济学，却是一套在严密的意识形态锁链下打造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经济人假设、私有产权制度假设、自由竞争假设、放任自由假设尽管一再的修正，但没有一条是公认的科学原理，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和原则。运用这套理论，无论研究者态度如何公允、形式上如何科学都必然坠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结论。而这些东西的鼓吹者却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教育是分析工具的教育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
当然，在完成了制度假设锚定和分析工具操作主义、模型化发展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就根本没有必要探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它们表现为“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的范畴、基本原理和假设就自然而然的体现着他们的制度倾向和价值判断。什么是分析工具，什么是意识形态，似乎是两回事，其实不然。乔安·罗宾逊是对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和分析工具规范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她对此的评价是：“他们的先入之见与其说体现在明显的政治学说上，毋宁说体现在他们所喜欢研究的问题和他们据以进行研究的假设上”[4]。成熟起来的西方经济学，也有其科学的发展规律，有其现实经济问题需要研究。因此，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制度假设和分析工具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显然不是它研究的重点，也不是需要时时刻刻标榜的内容。但在我国有大量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则和所谓的不研究意识形态根本不沾边，按照制度经济学所界定的制度，无论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法律，还是作为非正式制度内容的舆论、道德；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范畴，其明确的含义就是私人财产权。因此，张五常一点也没说错，明晰产权就是私有化。这显然和去意识形态化、去思想化、去政治化的表象背道而驰。
对于经济学和政治的关系，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有个精辟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学家一直和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托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经济理论的这种双重职能，使得某一特定理论同时可以既是“退化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也即为政府提供一份详尽的政策衡量标准单子[5]。一句话，经济学是科学研究框架和政治行为框架的统一。这充分证明在经济学教育中所标榜的与意识形态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思想无关是幼稚的提法。进一步联系我国近几年的修宪讨论，主张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对于公民物权的一般保障写入宪法的学者大有人在。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于国际范围内法学研究的前沿成果置若罔闻，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宪政理念出现400多年后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法学家菲利普（Loic Philip）就指出，“财产权不应被视为宪法原则；它已受到如此普遍的立法约束，以致不能再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6]。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经提醒国会立法注意对物权的过度保护会形成对于人权的损害。我国著名法学家唐忠民指出，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予以宪法上平等保护的主张，其实是混淆了宪法法律关系中的财产权和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财产权，在宪法的层次上，公共财产权体现公共利益，从根本上高于体现个体利益的私有财产权，理应受到国家的优先保护[7]。但这种正确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在倍受争议的《物权法》起草中仍然可以看到上述观念的痕迹。原因何在，就是标榜不讲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增强了人们的私有化预期，乃至对于正确的观点都不能客观地接受。难道还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比这种理论更有力量？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国有银行体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农地问题等等研究上，私有化成为最强的理论预期。这就是不讲意识形态、去思想化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主张带给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大的收益！
三、经济学两大体系的根本差异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实质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差异就是社会制度假设的不同，围绕制度假设不同所形成的所有制差异、政府角色定位的差异等，形成了二者的体系差异。但就市场经济和社会具体经济现象的研究而言，存在大量共同的理论内容。例如，价格理论、市场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的理论、生产组织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和竞争理论、市场失灵理论、货币金融理论、国民收入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平衡理论等等，其中除了因为制度假设所带来的根本差异，理论的共同性是二者极其重要的内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大量明确地体现了这些市场经济理论共同性的内容。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极端对立思想的学派化发展，以多种学派的形式存在，其思想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假设和分析工具。突出表现就是对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也坚决否定，因为在他们看来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蛊惑，形成了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破坏。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争论；曾经就是二十世纪30年代前后凯恩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鼻祖罗宾斯的论战主题之一。凯恩斯指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道德的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这是和罗宾斯对立的”[8]；罗宾斯和凯恩斯之间持续了近十年激烈的经济学争论。尽管实践帮了凯恩斯的忙，论战以罗宾斯的最终失败而告终；但罗宾斯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攻击、对历史学派特别是美国新兴的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苛责，都在极力捍卫着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想的传承。如果说罗宾斯开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偏重资源配置和人的经济行为选择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实证研究传统；他的盟友米塞斯、哈耶克则确立了20世纪以来一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基础。米塞斯的核心思想是“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成为米塞斯《社会主义》一书的主题和米塞斯经济思想的灵魂。哈耶克则把资本主义认为是西方历史道德规范的一种外在表现（国内有学者所谓的教堂多的地方经济就发展，***才能发展市场经济的说法正是哈耶克这种思想的变相表现）。他对自己的思想有极其明确的表述，在其代表作《致命的自负》中明确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之一，即社会主义，显然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9]该书的副标题就是《社会主义的谬误》。可以说，从《通往奴役的道路》到《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经济思想终其一生所贯彻的就是“用观念打败观念，用资本主义观念打败社会主义观念”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
在哈耶克看来：“自由社会的鼓吹者与社会主义体制的鼓吹者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场道德冲突，而是一场知识冲突”[10]。这就是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的意识形态。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不但产生了无数的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信徒，而且正在把他们的思想鼓吹成纯粹的科学的经济思想，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为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所赞许、特别是哈耶克朝圣山俱乐部的成员，形成了整个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个谱系，成为各种形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战胜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泉。我们可以把他们简单的进行如下的梳理：经济思想上是以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鼓吹经济学是资源配置的实证科学、方法上的个体主义研究方法、制度上的自发自生秩序；经济哲学思想上的波普尔、拉卡托斯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哲学思潮；经济理论上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有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整个学说体系；在政治和法律思想上以诺齐克和罗尔斯为代表的社会正义论。华盛顿共识只是他们兜售其坏主意的显性形式，经过几十年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在形式上日益具有科学的经济学所要求的一切形式化装备。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变成了其理论的条件假设、前提假设以及各种形式的制度假设和特定的术语、范畴，也就是说已经被他们的“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所掩盖。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源头，是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说体系；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等系列成果以及最新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成果在内的经济理论总称。马克思的经济学以个人独立的体系和明确的理论内容为特点，是独立封闭、个人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以主义为特征，是赞成这个主义旗帜的一系列其他人的成果总称，是发展开放、众人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学，但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能涵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也就是中国经济学，但中国经济学却因为中国问题研究和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具有理论体系上的独立性[11]。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中国经济学的理性来源，但中国经济学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有着极其明确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由中国经济这个研究范围和实践基础所共同决定的。
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成果的理论转化严重滞后，理论探讨和创新往往为“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的惯性思维所束缚，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本就有的基本理论、分析范畴和研究框架拱手让给了西方经济学，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更加狭隘的所谓“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退缩；而且把许多可以概括和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分析范畴和研究框架没有及时地加以概括总结并反映在理论体系当中。前一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有关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以及供求分析的范畴和均衡分析的框架，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章关于商品、货币对立运动的矛盾分析，是对于市场经济基本矛盾的研究，《资本论》第二卷更是从单个的资本循环和社会总资本的周转精辟地解剖了市场运行机制的一般原理；其中商品买和卖、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生产劳动时间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都是对于供给与需求范畴的深刻揭示；整个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两大部类的生产模型是最典型的均衡分析框架，而且这个宏观的均衡框架是和微观基础上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和货币的外部对立的微观均衡模型是完全一致的。但现在这些分析框架似乎成了西方经济学才有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值得检讨的事情。至于在此基础上关注于所谓的“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以及类似的争论，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陷入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硬核”、“保护带”和“科学研究纲领”而战的理论研究局面，马克思的大量经济理论被说成是斗争的理论、革命的理论、意识形态的理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在后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12]，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验经济学的方法一直在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验、经济特区实验、乡镇企业实验、价格双轨制实验、市场经济的改革实验等等都是真正的实验经济学范例；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实验经济学的体系、方法和案例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如果再往前推，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特别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中宝贵的实验经济学思想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应有的发展和总结。与此相联系的大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和发展。当我们盲目崇拜弗农·史密斯、丹尼尔·卡尼曼这些诺奖得主微观领域的实验经济学时，我国宝贵的多样化、宏观领域的实验经济学素材，正如清朝敦煌的莫高窟一样凋敝；恐怕直到国外的克莱因们开始盗挖以后，我们才能想起它们的经济学价值。因此，要从经验科学、历史科学和实践科学的本质特征出发，在肯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有甄别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结合社会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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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景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