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自19世纪末以来，李维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70年代，对李维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他所用史料的比对、考证，以及写作体裁的考察。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为后来李维史学研究的基石，但同时，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其著作的历史价值被质疑。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研究的特点是回避对李维史料的研究，着重探讨李维写作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特别是与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李维的写作具有现实暗示意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李维是否完全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则有不同观点。
关键词：李维;《建城以来史》;研究述评
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毕其一生成就了史学巨著《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又称《罗马史》）。它是研究古代罗马早期和中期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其历史价值堪比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于公元前5世纪对希腊历史的记述。但是，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史记载被研究者看作权威史料相比，李维对罗马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往往受到怀疑，以至于今天研究者引用李维的记载时，多持慎重态度。这一观点与19世纪以后历史学家在科学观念之下考察李维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图梳理19世纪之后西方学者对李维历史的研究，从而探讨研究者质疑历史学家李维的地位以及其著作价值的原因。
一
《建城以来史》共有142卷，保存下来的只有35卷和一些摘要，叙述自传说中罗马建城即公元前753年—前9年的罗马史，时间跨度达744年。据推测，《建城以来史》原著可能一直保存到了公元6世纪，如公元5世纪，教皇格拉西斯（Pope Gelasius）引用过李维的历史，6世纪时的拉丁语法学家普里西安（Priscian）也引用过李维的叙述。1但是，原著篇幅的庞大使阅读起来十分不便，后来的作家便把它的每一卷做成摘要（Periochae），因此摘要流行更广，导致原著逐渐被忽视，中世纪几乎没有制作手抄本。
尽管古代作家对李维的批评时常得见，如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皇帝卡里古拉指责他是罗罗嗦嗦、言不足信的史家，并把他的著作和半身像排除在所有图书馆之外，2昆体良斥责他著作冗长，最有名的是波里奥（Asinous Pollio）批评他的文体是“帕多瓦的”（Patavinitas），3但是，对李维及其著作的赞扬也有很多。老塞内加赞扬李维是所有伟大天才中最公正的人。1塔西陀认为他是最具雄辩之才的古代历史学家之一。2昆体良则把他比作希罗多德，称赞他叙述的魅力以及极具雄辩威力的演说。3不仅如此，李维在世时已经获得成功与荣誉，在散失一卷的前言中，他说已经获得了荣誉并因此想停止写作。小普林尼记载的一则传闻，也说明李维他在当世获得了声望，有一名西班牙人，因为李维的名声而从西班牙来到罗马，就是要见见李维，最后他满意而归。4尽管评价不一，他的著作因为叙述的详尽而成为后来历史编撰者的主要材料。琉善（Lucan）、西琉斯•伊塔里乌斯（Silius Italicus）、阿斯卡尼乌斯（Asconius）、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乌斯（Valerius Maximus）、弗龙提努斯（Frontinus）、弗洛鲁斯（Publius Annius Florus），还有希腊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普鲁塔克（Plutarch）等，都参考过李维的著作。《建城以来史》的摘要在李维去世后的一百多年后，由弗洛鲁斯出版。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追寻古典文化的踪迹时，李维的历史也成为关注的对象。他们首先着手的是搜集和整理工作，彼德拉克（Petrarch）找到了李维著作的30卷，他是第一个把残存的《建城以来史》各部分整合在一起的学者。据推测，薄伽丘（Boccaccio）在14世纪把第20—40卷翻译成意大利文。5他还访问过李维的家乡帕多瓦（Padua），并推算出李维最后死在家乡的时间。他写作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瓦罗、李维以及瓦勒里乌斯•马克西乌斯（Valerius Maximus）。6出生于1407年的劳伦蒂乌斯•瓦拉（Laurentius Valla）校订过李维历史的第21—26卷。1469年，在罗马，第一次刊印了《建城以来史》。7人文主义者对李维等古典著作的研读，多基于教化和维柯所说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即共同的感觉。这种共通感“不仅是指那种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时是指那种导致共同性的感觉。”8人文主义者“每个人都能从相同的事实中引申出不同的教训来，颇像现代经济学家一窝蜂地去研究汇率变化曲线的形势。”9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们在解读李维的历史时，“对现状的不满，通过仔细阅读李维这样一些人的古典著作得到了释放，并且可能还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寻求的不是一个恢复有道德的共和国的方法，而是扩张其强大的帝国的策略……”10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期，总的看来，李维被看作一名伟大的作家。
二
自近代以后，李维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当科学理性主义成为解读古典文献的标准，一切都要放在理性的审判台进行审判的时代，李维的著作首次招来批评之声。法国史学家让•博丹（1530年—1569年）“把塔西佗和波里比阿视为获得政治和宪法教训的最好资料来源，却谴责李维的缺乏批判精神和不准确。博丹指责李维：‘没有任何东西比让奶牛说话、西庇阿的头上喷出火焰、雕像出汗更加经常地在李维的书中出现的了’”。11
20世纪初，“科学的历史学”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历史研究的分工日渐精细。12对李维《建城以来史》的历史学方法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主体，特别是史料考证、叙述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对《建城以来史》的史料考证研究肇始于19世纪的德国。受兰克学派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影响，研究者首先关注李维所用史料，如克洛茨（A. Klotz）、尼森（Nissen）、索尔陶 （Soltau）等。克洛茨认为，李维著作的第30—39卷把波里比阿的《历史》作为史料，在李维之前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1这些学者研究的共同特征是把考证史料作为其最终目的，把研究的范围锁定在对李维的史料的甄别上。这样，以考证李维史料作为研究目标的学派，被称作史料研究学派（Quellenforschung）。对于早期史料学派的成果，沃尔斯（P. G. Walsh）归纳说：“对李维史料的考察因为古代历史学家自希罗多德开始几乎不明确说明他们所用材料的出处而变得困难。一般来说，只是在对他的叙述进行批驳的时候，或者在暗示所描述的事件有另外一种说法的时候才指出作者的名字；所以，要想确认在一个叙述中引用了那些作家的叙述是不可能的。就李维所用史料来说，经过一百多年系统研究（特别是德国学者的研究），已经确认了事实和精巧构想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的是，第4和第5个‘十卷’的史料；在第3个‘十卷’中，模糊的地方还很多，但是也有许多共识；然而在第1个‘十卷’中，可用的信息是模糊不清的，仅仅只能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2从沃尔斯的评价可以看出，对李维的史料的研究尽管取得了成果，但同时也遭遇到了瓶颈。因为对李维著作的史料研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它必须建立在比对的基础上，而李维引用的相关史料大都没有流传下来，这些缺陷最后导致了曾经鼎盛一时的史料研究迅即衰落。就史料学派萧条的原因，卢斯（T. J. Luce）分析说：“对历史学家史料的研究垄断了李维研究的领域，虽然在他的拉丁语运用和体裁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但是在兴盛一段时间以后，对李维历史的史料研究开始走向衰微，部分是因为材料的枯竭，部分是因为史料学派内部产生分歧，部分是因为一些人开始质疑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有效性。”3对李维著作的史料研究除了研究方面的困境之外，实际上还影响了李维史学的研究方向。史料学派重视对史料的考证，肢解了李维本来自成一体的叙述，没有按照李维历史本身所有的内在联系来理解他的叙述，导致史料学派的学者把李维看成缺乏历史感的人，一个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随意选择史料，一旦选择了，便机械地运用。这样的看法当然使研究者们对李维本人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历史思想缺乏研究，因为他们认为，李维机械地引用他的资料说明他缺乏内在的历史原则，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应该受到怀疑。